白癜风手术成果展 https://m-mip.39.net/disease/mipso_5792159.html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公元年)，有一位名不经传的年轻人荣登蔡齐榜，中乙科第九十七名，由寒儒成为进士。为此，这位年轻人兴奋之余还写下了一首诗：长白一寒儒，名登二纪余。百花春满路，三月雨随车。鼓吹迎前道，烟霞指旧庐。乡人莫相羡，教子读诗书。诗人对人们说你们不用羡慕别人金榜题名，让家里孩子多读书吧。这位年轻人是谁？他就是范仲淹，后来他成为了一位令世人敬重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他写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千古名言，这句话不仅是他的人生哲学，也是他一生的重要实践。论人一向严苛的朱熹将他与诸葛亮、杜甫、颜真卿、韩愈并称为：“五君子”，称他们都是“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的人。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范仲淹。大中祥符四年(公元年)，范仲淹二十三岁，这一年，他毅然辞别母亲，离开长山，独自前往应天府（今南京）学院在戚同文门下学习。范仲淹到应天府书院读书的第二年，曾由应天府荐名礼部参加省试，但未考上，又回到学院继续努力读书。范仲淹曾立志：一愿为宰相，二愿为良医。因为相或为医都可以实现或治国或救死扶伤的抱负，都是利泽生民，是大丈夫之所为。范仲淹在书院生活艰难、苦读艰辛，对他造成了一些困扰，但是他乐观的人生态度和博大的胸襟很快将这些烦怨消除了。为此，范仲淹写下一首《睢阳学舍书怀》以明志：白云无赖帝乡遥，汉苑谁人奏洞箫。多难未应歌凤鸟，薄才犹可赋鹪鹩。瓢思颜子心还乐，琴遇钟君恨即销。但使斯文天未丧，涧松何必怨山苗。史书亦有载，在应天书院，范仲淹“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宋史.范仲淹传》）”。史书只是短短的一句话，却道尽了范仲淹求学之难。有人说，逆境给人宝贵的磨炼机会，只有经得起环境考验的人，才能算是真正的强者。从这里，我们大约可以看出，范仲淹是一个心志坚定的人，越是艰苦的环境，就越激励着他奋勇向前。范仲淹二十七岁进士及第，被授予广德军司理参军，掌管讼狱、案件事宜。初入仕途，范仲淹就表现出尽心为民、刚正不阿的高贵品质。他审理案件极为认真，绝不徇私枉法，经常捧着刑狱案卷，与上司争论案件的不合理处。上司多次被范仲淹气得大发雷霆，但他从不。争论之后，范仲淹将一些争辩的内容记录在屏风上，等他调离的时候，屏风上已经记满了文字。当时，范仲淹官居九品，收入微簿，但他廉洁清正，又需要孝敬母亲、养家糊口，生活极为拮据，待其调任他职之时，连上路的路费都没有，只能变卖自己唯一值钱的东西——他的爱马。或许年少求学受尽了苦头，范仲淹比别人更清楚平民百姓家的子弟读书之艰难。他入仕之后，无论到哪做官，都不忘发展教育事业。在广德任职时，他就在当地大力提倡教育，鼓励年轻人多读书。后来，范仲淹为母守孝期间，应晏殊之邀，他来到应天书院教书。在应天书院，范仲淹言传身教，以身作则，有来请教学问的，他“为执经讲解，亡所倦”，他还拿出自己的俸禄资助学子，以至于他的儿子们要轮换穿见客的衣服才能外出，范仲淹也不在乎“仲淹晏如也”（《宋史.范仲淹传》）。天圣八年(公元年)，范仲淹遭遇了人生中的第一次贬谪，距离他入仕那一年，刚好已有十五年。当初，范仲淹通过晏殊的推荐，被仁宗招到京中任命为秘阁校理，负责皇家图书典籍的校勘和整理。天圣七年(公元年)，仁宗打算在冬至率百官为章献太后祝寿，命礼部草拟礼仪。范仲淹认为这一做法混淆了家礼与国礼，于是上疏仁宗说:奉亲于内，自有家人礼，顾与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为后世法。（《宋史.范仲淹传》）范仲淹又上书太后，请求还政仁宗，但所奏之事毫无回应。晏殊得知范仲淹上疏之事，怕连累自己，批评他过于轻率。范仲淹写信给晏殊，申诉自己奏章的内容并表示自己绝不逊言逊行、阿谀奉承：所可荐于君者，惟忠言耳。……某迂拙之效，不以富贵屈其身，不以贫贱移其心。倘进用于时，必有甚于今者，庶几报公之清举。如求少言少过自全之士，则滔滔乎天下皆是，何必某之举也？……某今进危言于君亲，蹈危机于朝廷，不犹于涉海之险，而遁于异域者乎？傥以某远而尽心，不谓之忠；言而无隐，不谓之直。——《上资政晏侍郎书》范仲淹被贬出京后，在河中府、陈州等地任通判，但他依然发挥“秉公直言”的本色，他时刻留意朝廷的动向，但凡有举措不合理的地方，他便立刻上疏表达自己的意见。在此期间，他再次上疏请太后还政于仁宗。当时有人批评范仲淹多管闲事，应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范仲淹则认为劝诫天子的言路是不受官职、远近的限制的。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范仲淹是一个耿直敢言的人。虽然当时范仲淹的官职小，说话份量不够，但是经历了十多年的官场淫浸，他知道朝堂上阿谀奉承的人不少，明哲保身的人也不少，他懂得直言不讳对自己仕途有着怎样的影响，但范仲淹始终保持着忠正耿直的赤子之心。他不愿意让自己变得圆滑世故，不愿意明哲保身，更不愿意用阿谀奉承来为自己的仕途铺路，哪怕是被贬谪或招来杀身之祸，他也要秉公直言。没错，这就是范仲淹！那个“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宋史.范仲淹传》）的范仲淹。假如他是一个拍马溜须之辈，或许今天我们就看不到那个“心怀天下、忧国忧民”的范仲淹了。康定元年（公元年），李元昊叛变，建国号大夏(史称西夏)后攻打宋朝，朝廷任命范仲淹任陕西都转运使、龙图阁直学士，充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夏竦的副手。范仲淹去到西北边境，采取了一些有效的军事防御措施：一是改军队旧制，分部训练，量贼众寡，更出御敌;同时修筑青涧城和鄜城，以据贼冲，大兴营田，发展贸易互通有无，节省边境开支。二是加强边防守备，固守鄜、延城，伺机出兵，另以恩威信义招纳羌人归附，修筑承平、永平等要塞，修筑城寨十二座，以使流亡百姓和羌族回归家园，恢复生产。三是修筑大顺城，白豹城、全汤城敌军皆不敢进犯;修筑细腰、胡芦等城池，切断西夏与明珠、灭臧两部族之间的通路，使二族安。通过一系列的举措，扭转了宋朝被动挨打的局面。边境上流传着一首歌谣：“军中有一韩（琦），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仲淹），西贼闻之惊破胆。”人们或许会有疑问，范仲淹在西北地区只是做了一些防守的工作并没有打过几场胜仗，但是为什么却受到世人称赞呢？其实，这就是范仲淹的目光长远之处，也是“忧国忧民”的思想表现。他没有像他的好朋友韩琦那样主动出击，而是采取修城修寨，以防守为主，进功为辅的策略。这是因为他做到了“知已知彼”，“知已”：清楚宋军的真正实力，知道已方的短板；“知彼”：了解敌军的长短。在西北边境上，宋军始终不如李元昊军灵活机动，与其让士兵作无谓的牺牲，不如退而防守。历史也证明了范仲淹这一策略的正确性。最突出的是范仲淹修筑的大顺城，打破了西北边境的格局。大顺城即是庆州西北方向的军事要塞马铺寨，地势险要，深入西夏境内，占领此地，可以将庆州防线向前推进，阻断西夏的据点白豹、全汤两城的连线，虽两城虎视眈眈却不敢来宋地进犯。庆历三年(公元年)，范仲淹拜参知政事，作《答手诏条陈十事》上疏仁宗，具体细化为十个方面：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宋仁宗当时一心想治理出一个太平盛世，对于范仲淹的提议“悉采用之，宜着令者，皆以诏书画一颁下；独府兵法，众以为不可而止”（《宋史.范仲淹传》）。《宋史.范仲淹传》对范仲淹上疏十事赞曰：“仲淹以天下为已任，裁削幸滥，考核官吏，日夜谋虑兴致太平。”范仲淹把治理好天下大事看作自己的职责，日夜思虑策划，殚精竭虑，鞠躬尽瘁，真正是做到他自己的制定标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然而，新政施行一年有余，因范仲淹、富弼等主要骨干大臣的离京而被废止，改革以失败告终。为何失败？深究原因有多方面，事实上，范仲淹所推行的新政是针对宋朝内部的弊病而采取的措施，虽说不是非常完美，但若能坚持改革，宋王朝内外必定能焕然一新。但是，历史告诉我们，改革从来都不一件容易的事情，若对改革没有极其坚定的决心，极有可能会半途而废。所谓“行百里者半九十”走一百里路，要走九十里才算一半，剩下的那十里路才是最难走，最容易放弃的，必须有毅力地坚持下去才能走完全程。而且，改革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要有一位敢于担当、掌控全局能力强的帝王，能将所有反对者都压制下去的魄力和手段；二是帝王对执行者必须有十足的信任。纵观历史，“商鞅变法”是比较符合这两个条件，也是实行得比较彻底的一次改革，这才使得秦国一跃成为战国七雄之首。那么宋仁宗具备这两个条件吗？显而易见，他并不具备。宋仁宗之所以采纳范仲淹的建议，大部分原因是由于西夏危机，《答手诏条陈十事》上疏时，宋、西夏和议还没有签订。然而，新政实施不久，宋、西夏之间正式议和，边境危机解除，宋仁宗改革的热情也就没有了；更何况，新政严重损害到了宋朝统治阶级、士族阶级的利益，他们在改革决心不坚定的仁宗面前毁谤范仲淹，指责范仲淹等是“朋党”，最终摇摆不定的仁宗也心生怀疑，将支持新政的臣子全部贬出京城。庆历六年(公元年)，范仲淹自请出任邓州（今河南邓州）知州，此时，富弼、欧阳修、尹洙等被贬至青州、滁州、筠州，腾宗谅已贬到岳州（今湖南岳阳）。这一年，范仲淹病得很严重，“臣则宿患肺疾，每至秋冬发动”（《陈乞邓州状》）。这一年，范仲淹应滕宗谅的要求，创作了最能表达他一生心志，并为天下人争相传诵的《岳阳楼记》。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时六年九月十五日。对于一个刚刚经历被贬谪的人，为另一个经历被贬谪的人写文章，多数人可能会满腹牢骚、通篇抱怨，或对世道不满，或对政局不满，然而，范仲淹的这篇文章看不到一丁点衰飒沉沦、抱怨悲叹，反而是豪情万丈、动人心魄。文中写了迁客骚人境遇不同，登临岳阳楼时所见的景象不同，心情也大有不同，他们中有因物而悲者，亦有因物而喜者。这两种人，或悲或喜的心情虽然不一样，但说到底只是牵系于一已得失。而“以物喜，以己悲”的思想范仲淹都是不认同的。他追求的是“古仁人”的境界，不计较自身得失，不论个人处境，无论身在朝廷还是身处江湖，他始终心怀天下——“忧其民”、“忧其君”。“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即使范仲淹遭受到了重大的政治挫折之后，依然坚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他一生都在努力并坚持的目标和境界。孟子的儒家立身处世原则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范仲淹的思想境界完全超越了这一原则。皇佑三年(公元年)，范仲淹升为户部侍郎，调往知青州，因冬寒病重，求调颍州。赴任颍州时，走到徐州，范仲淹因病于世长辞，终年六十四岁，这一年是皇佑三年（公元年）。对于范仲淹的一生，用元好问的话是对他最好的概括:“文正范公，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其才其量其忠，一身而备数器。在朝廷，则孔子之所谓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间，概不一二见，非但为一代宗臣而已。”确实，自年少之时起，范仲淹便是作为标杆式的人物存在：少小孤而贫、勤学而不缀，在饥寒困苦中破茧成蝶，入仕后心忧天下，历经坎坷而不坠其志，从布衣到名士，从能吏到名将，始终心怀忠义回报社稷，心怀天下造福百姓。范仲淹不愿意阿谀奉承、圆滑世故、明哲保身，哪怕冒着被贬谪被杀头的风险，也要秉公直言；他不计较一已得失，哪怕遭受人生重大挫折亦追求“古仁人”境界。他“乐在人后，忧在人先”的崇高思想境界和伟岸的人格，和他的名篇《岳阳楼记》一样名垂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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