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湘源著年版《洞庭名郡》书影
滕子京《与范经略求记书》撰递于庆历五年
陈湘源
北宋院画岳阳楼图
由于范仲淹的千古雄文《岳阳楼记》的巨大影响，古往今来，研究岳阳楼文化的人们，多曾论及滕子京《与范经略求记书》（以下简称《求记书》）
滕子京画像
撰写递送时间，直至目前所见诸书皆认为是庆历六年，笔者以为不妥，故不惴浅陋，试一论之，以求正于方家。为便于问题的探讨，这里将《求记书》全文引录如下：
六月十五日，尚书祠部员外郎、充天章阁待制、知岳州军州事滕宗谅，谨驰介致书，恭投邠州四路经略安抚、资政谏议节下：
窃以为天下郡国，非有山水环异者不为胜，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成著。古今东南郡邑，当山水者比比是焉，因山水作楼观者处处有焉。莫不兴于仁智之心，废于愚俗之手，其不废而名与天壤齐固者，则有豫章之滕阁，九江之庾楼，吴兴之消暑，宣城之叠嶂，此外无过二三所而已。虽浸历于岁月，挠剥于风雨，潜消于兵火，圯毁于艰屯，须必崇复而不使隳斩者，盖由韩吏部、白宫傅以下当时名贤辈，各有记述，而取重于千古者也。
巴陵西跨城闉，揭飞观，署之曰：“岳阳楼”，不知浸落于何代何人。自有唐以来文士编集中，无不载其声诗赋咏，与洞庭、君山率相表里。宗谅初诵其言，而疑且未信，谓作者夸说过矣。去秋以罪得兹郡，入境而疑与信俱释。及登楼，而恨向之作者所得仅毫末尔，唯其吕衡州诗云：“襟带三千里，尽在岳阳楼”，此粗标其大致。自是日思以宏大隆显之，亦欲使久而不可废，则莫如文字。乃分命僚属于韩、柳、刘、白、二张、二杜逮诸大人集中，摘出登临寄咏，或古或律，歌咏并赋共七十八首，暨本朝大笔如太师吕公、侍郎丁公、尚书夏公之众作，榜于梁栋间。又明年春，鸠材僝工，稍增其旧制。古今诸公于篇吟，率无文字称记。所谓岳阳楼者，徒见夫屹然而踞，岈然而负，轩然而竦，伛然而顾，曾不若人具肢体而精神未见也，宁堪乎久焉？
恭维执事文章器业，凛凛然为天下之特望，又雅意在山水之好，每观送行怀远之作，未尝不神游物外而心与景接。矧兹君山、洞庭杰杰为天下之特胜。切度风旨，岂不欲摅遐想于素尚，寄大名于清赏者哉？伏冀于戎务鲜退，经略暇日，少吐金石之论，发挥此景之美。庶漱芳润于异时者，知我朝高位辅臣，有能淡味而远托思于湖山数千里外，不其胜欤？谨以《洞庭秋晚图》一本，随书贽献，涉毫之际，或有所助。干冒清严，伏惟惶灼。
通读全文，知文中明确叙及时间的文字有三处，即“六月十五日”“去秋”“又明年春”。
首先，我们来探讨滕子京撰写寄发时间的“六月十五日”，它是庆历五年还是庆历六年？这个问题在《岳阳楼志》《范仲淹新传》诸书中皆作庆历六年，但稍加探究便知应为庆历五年。何哉？因其接下来所云“谨驰介致书，恭投邠州四路经略安抚、资政谏议节下”，这正是范仲淹庆历五年正月至十一月的驻节地和职务。《续资治通鉴·宋纪》卷47载：庆历五年正月“乙酉，以参知政事范仲淹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十一月“辛卯日，治以边事宁息，盗贼渐衰……知邠州范仲淹，罢陕西四路安抚使”，“仲淹先引疾求解边任，是日，改知邓州”。这些记述与《宋史》和《范文正公年谱》皆相吻合，说明范仲淹庆历五年正月至十一月是在陕西邠州任内，故《求记书》“恭投邠州”的“六月十五日”应为庆历五年，因为只有在此时，才有书后所述“戎务”，如果已贬邓州，则无“戎务”可言了。此其一。
滕子京画像
其二，宋代岳州邮传已甚便捷，信息交流方便，滕子京绝不可能在范仲淹调往邓州7个月后还将书送往邠州的。唐时岳阳即建有驿站，王昌龄诗云：“舟在洞庭驿馆头。”刘长卿有《洞庭驿逢郴州使》诗；李群玉有《洞庭驿楼赠张员外》诗，等等，都是唐时岳州建有邮传驿站的确证。宋代邮传则更发达，信息传递已十分快捷。据《宋史·太祖纪》载：太祖建隆二年下令，“诏诸道邮传以军卒递”。其后遂为定制，邮递纳入军事管制，邮递人员称“递夫”，又称为“铺兵”，主要负责传递官府文书。邮驿传递按沈括《梦溪笔谈》载，主要有三种形式：步递、马递、急脚递。“急脚递”这种传递形式始于宋真宗（—）时代，最快可日行里。一般的“马递”是日行里。私书附递虽说在宋以前皆在可行之列，但直到宋朝才将之法律化，特别是在宋仁宗时代，再度将之放宽。《燕翼诒录》载：景佑三年（）宋仁宗下诏，“令中外臣僚许以家书附递。明告中外，下进奏院依应施行。”因此，这时的私书附递受法律保护。像欧阳修书信中所云“急足自徐还，辱书”等字样，便是“急脚递”附递私书的明证。在《范文正公集》之“尺牍”中多次出现“递中，”似为当时的邮传机构；在《让观察使第一表》等表中皆有“马递”字样；在《与韩国公书》中有“近走介自浙中回”，则为步递。《与韩国公书》中的“已遣走介上状”和《与邵》求为《严先生祠堂记》书丹一书，信尾云“谨遣郡校，奉此恭雅命”，则是自派专差。既可私书附递，又可遣专差送信，滕子京自能及时知道范仲淹升迁贬谪的重要信息的。何况重大人事变更，朝廷还有朝报通知州府。
三、庆历四年至六年间，滕子京与范仲淹、欧阳修书信往来不断，且友人亦常往还于岳，自能及时掌握情况，绝不会出现有的论者所云“辗转延误7个月后才投往邓州”的。从《范文正公集》和《欧阳文忠集》中捡索，可以明确断定写于此时的诗书，范仲淹有《和延安庞龙图寄岳阳滕同年》诗和《赠滕子京同年》诗。欧阳修有《与滕待制子京》书，和“得滕岳阳书，大夸湖山之美，郡署怀物甚野，其意有恋著之趣，作诗一百四十言为寄，且警激之”诗。另外，《巴陵县志·杂识》中还收录了欧阳修的好友刘原父在岳州所作《次韵滕岳州谢王南郡酒》诗。滕子京与范仲淹既为同科进士莫逆之交，又是休戚与共的政治盟友。他是庆历新政的坚决支持者，对新政的成败是十分关心的。新政失败后，自然对范仲淹等重臣的进退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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