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范仲淹并没有到过岳阳楼，却写出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对于这个观点，以前我是不大相信的，现在我完全相信。作家想象中的世界，其实远比双目所及的世界要宽广和厚重许多，而当这个世界再加入作者的人格、理想、悲欢离合时，更有一种一泻千里，浩荡无际的气势。
也正因为没有去过岳阳楼，范仲淹眼中便有一个更宏伟，更别样的岳阳楼，一旦写出来，则勾连现实和想象，自己和他人，过去和现在，用那些似真非真，却又让人无限神往的描述，给滕子京一个满意的交代，让世人看到自己的济世报复。
范仲淹的理想，首推政通人和，那种天下安宁，秩序井然，百姓安乐，官民和谐的融洽，其实在后来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苏东坡的《喜雨亭记》中，都是一脉相承的。如果再一直往前推，就能在《诗经》、《论语》、《孟子》，还有《离骚》等作品中看到它的根源。
儒家思想留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人不管在逆境还是顺境，始终心怀天下，情系苍生。所以杜甫避难蜀中，还有《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样悲天悯人的诗篇。
南北朝的刘勰在《文心雕龙.情才》中写道: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文心雕龙》是典型的骈文，词采华美，对仗工整，但由于骈文后来完全走向华而不实的偏执道路，严重影响了社会风气和士大夫的进取精神，所以骈文在中唐时被韩愈柳宗元等人批得体无完肤。
当然，韩柳发动古文运动，自然也有通过文学变革推动政治变革的初衷，这一点也不否认。经过古文中唐大家们这沉重一击后，骈文便再也没有昔日的气焰，后面除了在宋初死灰复燃一阵子外，便渐渐沉寂在中国文学的长河中。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文学，尤其是中国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对道统的守护，已经成了它的首要职责。
人们常说文学艺术，事实上艺术只是文学价值中很小的一部分，所以作为南北朝一流文学家的刘勰，虽然没有听说过后世“文以载道”的说法，但他在用骈文写作的时候，又极其鲜明地反对骈文，一直践行着先贤的思想，是自觉的文以载。他自然也明白，文学一旦完全成了追求语言技巧的轻浮艺术，失去厚重思想的承载，就是舍本逐末，自轻自贱的。
阅读，的确是修心养性的好途径。读经典和名著，则更能给人不一样的踏实和温暖。所以，在阅读中静心，细思，阅己，阅人，阅世，再回过头阅书，则必然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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