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是盛唐时代最富才华的诗人，可与李白、杜甫三峰并列。作为诗、书、画、乐、舞兼通的艺术家具有独特魅力和影响力。他的诗歌题材丰富、意境优美，是山水田园诗歌艺术的峰巅。学界也多从意境、韵味、语言、风格等角度阐述其诗歌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作为山水田园诗人的王维和他的山水田园诗艺术得到了极高的肯定和评价。陈贻焮先生《王维的山水诗》开启了王维山水诗研究的先河，袁行霈先生《王维诗歌的禅意和画意》对王维山水诗与禅宗及画的关系作了深入探讨，葛晓音、陈铁民、陶文鹏、金学智、史双元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王维诗歌的美学价值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由此确立了王维山水田园诗艺术的崇高地位。
然而，王维诗歌艺术备受推崇的同时，其诗歌的思想性也颇受诟病，这与对他的人生经历和仕途畸变的研究不够全面有关。新旧唐书对王维生平身世的记载比较简略，制约了王维研究的深入。陈贻焮《王维生平事迹初探》对王维隐居的时间及其隐情作了初步探究，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卢怀萱的《王维的隐居与出仕》、陈铁民的《王维年谱》和《王维生平五事考辨》对王维身世和隐居贬谪情况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而王从仁在《王维和孟浩然》以及《王维五考》里则提出了自己的新解，认为王维出贬济州，“是做了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勾心斗角的牺牲品”，因为王维与岐王关系很深，与宁王、薛王也有交往，所以导致最高统治者的猜忌而被贬，舞黄狮子事，只是借口而已。
有论者说王维亦官亦隐亦禅，宦者的优越，隐者的闲逸，禅者的觉悟集于一身，的确，多元的人格趣味和审美取向在王维诗歌创作特别是在山水田园诗篇里就有很好的概括：
“少年识事浅，强学干名利。”(《赠从弟司库员外絿》)“中年颇好道，晚家南山陲。”(《终南别业》) “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酬张少府》)
少年事功，积极进取，走的是一条经济天下之路。事功的热情和冲动到了中年逐渐冷却了，寄情山水的闲逸成了人生的追求，而到了晚年更是看淡一切，心无尘滓，除了空寂静坐什么都不放在心上了。《旧唐书·王维传》载，王维晚年得宋之问蓝田别墅，与道友裴迪秀才浮舟往来，以饭僧谈玄为乐，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
积极事功的盛唐时代里，王维这种超然的生活态度和同时代的诗人们形成了鲜明对照。官场碰壁的李白浪迹江湖之时，仍有“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登金陵凤凰台》）的期待；屡遭不幸穷愁一生的杜甫垂死之际却是：“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登岳阳楼》）“宁做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从军行》）的杨炯，“黄金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从军行七首其四》）的王昌龄，甚至隐居鹿门山的孟浩然也有“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遗憾。而比他们幸运得多的王维却是身存魏阙心在江湖，沉醉于隐逸的逍遥和超脱，这的确值得探讨。王维诗歌创作中处处都有人生畸变所产生的痕迹，其恬淡平静的诗境中并非都是消极遁世，他的心境和艺术趣味的变迁有一个缓慢复杂的过程，也有其特定的诱因。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有助于对王维全面的认识和评价。
文学创造是个人话语行为，也是社会性话语活动，诗人的艺术趣味与其成长环境、天赋禀受、人生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王维诗歌创作的题材、风格、心态一方面有明显的仕途经历的痕迹，另一方面也有其成长环境、文化土壤的根据。官场畸变直接影响了王维诗歌创作的审美趣味，题材的择取、咏叹的内容、表达的情感都由此产生变化。向往闲适平静的田园生活，描绘清纯可爱的山水风光，流露复杂婉曲的情怀，艺术风格趋向于冲淡平易，诗歌意境趋向于清幽空灵。
诗歌创作与审美趣味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题材择取，风格形成，心态变化难免于审美趣味的牵引。审美趣味的形成和变迁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既有其内在因素的根源，也有其外在因素的影响。王维在诗歌创作上对于山水田园题材的偏爱和空灵清幽艺术风格的形成就有一个明显的审美趣味变迁的印迹。而造成这一变迁的原因可以从他所处的时代环境和他个人的生存境遇两个方面予以考察。就影响的程度和作用而言，前者是一般因素，后者是特殊因素。
王维一生中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唐朝最繁盛的开元、天宝时期。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出现了大量卓越的诗人和艺术家。诗歌、音乐、绘画、舞蹈各方面的成就都达到了封建时代最高水平。随着中国封建社会走向鼎盛，文化繁荣和思想解放由此而生。时代的催发造就了艺术繁荣和艺术家的才华，精神饱满才华卓越的艺术家层出不穷，王维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旧唐书·王维传》载：“维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维尤长五言诗。书画特臻其妙，笔纵措思，参与造化，而创意绘图，即有所缺，如山平水远，云峰石色，绝迹天机，非绘者之所及也。人有得奏乐图，不知其名，维视之曰：‘霓裳第三叠第一拍也。’好事者集乐工按之，一无差，咸服其精思。”
有唐一代文化开放，儒佛道兼容并蓄，各种艺术融会贯通，特别是南朝以来的林泉隐逸之风气浸润，王维艺术趣味和审美倾向的偏转就再也自然不过了。不独王维，孟浩然、王昌龄、李白、杜甫、柳宗元、白居易、刘禹锡，几乎所有的唐代诗人都有浓郁的山水田园趣味，只是程度和境界有别而已。
余恕诚先生在《唐诗风貌》里对此有一段精彩的阐述：“盛唐政局稳定，国力强大，经济繁荣，以及唐玄宗的开明风流，爱好文艺，无疑起了推动作用。我们看到盛唐诗歌高潮的来势犹如春汛汹涌，其最为动人的景观，正是那生动活泼、经历弥满的众多诗人的性情表现：孟浩然之精朗风流，洁身自好；王维之禅心睿智，泉石膏肓；贺知章之纵诞诙谐；王之涣之慷概倜傥；常建之性僻意远；储光羲之乐在畋渔；王翰之豪迈不羁，自比王侯；岑参之意气风发，热情好奇；王昌龄之不矜细行，玉壶冰心；李颀之豪宕疏简，契心玄理；高适之务功名，尚节义，好言王霸大略；李白之意兴飘逸，合儒仙侠以为气；崔颢少时之轻薄与入塞后之刚肠侠气；杜甫生活上之放旷不检与政治上之忠君爱国……盛唐诗歌所表现的这种特征，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对个性自由的肯定，对精神解放的追求。”
时代给予诗人以自由驰骋的空间，也给予诗人主体精神以滋养和催发，从而形成超越技巧的性情升华，充实健全的艺术个性各呈风骚汹涌澎湃，蔚为大观的盛唐景象孕育了卓越的艺术个性，王维正是其中的一颗奇葩。王维出身于官宦家庭，父亲官汾州司马。优越的家境为他营造了良好的成长环境。王维聪慧好学，禀赋过人，《新唐书·王维传》说他：“九岁知属辞”，和他的弟弟王缙齐名，精通诗文辞赋，王维尤长于音律绘画。“维工草隶，善画，名盛于开元、天宝间，豪英贵人虚左以迎，宁、薛诸王待若师友。画思入神，至山水平远，云势石色，绘工以为天机所到，学者不及也。”（《新唐书·王维传》）
在积极事功的时代氛围下，宦海浮沉和心性修养都是左右诗歌创作的重要因素。是意气风发、临渊羡鱼，还是乐归田园、闲话桑麻，取决于人生阅历，也取决于本来的学养趣味。前者影响的可能是情感起伏、题材选择、心境状态，后者决定的常常是审美情调、艺术风格。作家主体的精神素质，在社会因素影响下，以其特定的心态形诸文字，而由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所决定的诗人心理状态、胸襟气质，对诗歌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
陈贻焮先生有一段精彩的论述：“王维生在盛唐时代，受到当时灿烂的文化艺术的熏陶，有极高的美术和音乐修养，因此当他创作诗歌时，就势必比一般诗人更能精确细致感受到、把握住自然界美妙的景色和神奇的音响、并将之表达出来，更会引词设色，更注意诗歌音调的和谐。这样，就无形中形成了作者独特的‘诗中有画’和‘百啭流莺，宫商迭奏’的诗歌艺术风格。”
时代的浸润、家庭的熏陶，加上个人禀赋和努力使得王维在诗歌、音乐、绘画方面的造诣非常卓越，由此形成审美趣味的内在根据。王维开元九年进士擢第，拜大乐丞，受伶人舞黄狮子事牵连贬官济州司库参军，仕途顺利的王维遭遇了人生第一次挫折。初入仕途即遭此打击，昂奋的热情骤然冷却，有志不得伸展的挫败和抑郁不平之气油然而生，如在《济上四贤咏》之《催录事》、《郑霍二山人》篇中就透露出因贤士埋没而郁郁不平的愤懑。官场落魄所造成的心理印迹已然呈现。
此次贬谪的打击虽然不小但还不足以扭转王维的志趣，盛唐时代积极事功的热情在王维心里依旧炽热。王维贬官的具体行止史料语焉不详，而改变王维命运的重要人物却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开元盛世最后一位名相张九龄。据《新唐书·王维传》记载：“张九龄执政，擢右拾遗。”可见王维重回京城做官主要是由于得到了张九龄的赏识提拔。王维在《上张令公》诗中说：“贾生非不遇，汲黯自堪疏。学易思求我，言诗或起予。尝从大夫后，何须隶人馀。”
可见他在干谒张九龄之前一直是不得志的，而且仕进的心情甚为迫切。开元二十三年王维官拜右拾遗后又写了《献始兴公》（张九龄这一年封始兴公）：“宁栖野树林，宁饮涧流水，不用食粱肉，崎岖见王侯。鄙哉匹夫节，布褐将白头。任智诚则短，守仁固其优。侧闻大君子，安问党与仇；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贱子跪自陈，可为帐下不？感激有公议，曲私非所求。”
王维首先表白自己的气节，接着标榜张九龄的正直无私，然后请求张九龄按照公正的原则任用自己，表明自己的干谒并非出于私情而是出于对公正开明的向往。张九龄对王维的赏识也不全是因为干谒，人品才学以及政治倾向应是王维得以提拔的关键。
张九龄是一位励精图治的宰相，可惜的是很快就遭到贬谪，开元二十四年被革职贬为荆州长史，这令王维十分沮丧。他在《寄荆州张丞相》一诗中写道：“所思竟何在，怅望深荆门。举世无相识，终身思旧恩。方将与农圃，艺植老丘园。目尽南飞雁，何由寄一言！”
王维在这里表达的不仅仅是对张丞相的感激和怀念，更有知音不见理想幻灭之后的心灰意冷。这应该是王维所遭遇的最为致命的打击，也是他仕途经历中最重要的转折点，自此之后，李林甫执政，朝纲腐败，政治黑暗，王维虽然没有辞官归隐但政治热情却一落千丈。
执政的李林甫对王维没有抛弃，王维也没因为张九龄的离去而愤然离职，但他的内心情绪却悄然滋生变化。一方面继续为官，例行公事，另一方面却不再有任何幻想，恬然内敛寻找抚慰心灵的栖息地。政治失望、避祸保身和心性软弱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是，王维选择了身在魏阙心在江湖的官隐，而慰藉灵魂的庇护所正是林泉和佛禅。他在《赠从弟司库员外絿》中写道：“少年识事浅，强学干名利。徒闻跃马年，苦无出人智。即事岂徒言，累官非不试。既寡遂性欢，恐招负时累。清冬见远山，积雪凝苍翠。皓然出东林，发我遗世意。惠连素清赏，夙语尘外事。欲缓携手期，流年一何驶！”
诗人不再那么遂心自在了，隐隐的忧虑促使他对早年的政治热情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反思，一种梦醒的感觉里掩藏着难言的苦涩。《登楼歌》、《终南别业》、《谒璿上人》、《终南山》、《《桃源行》、《山中与裴秀才迪书》等诗作中渗透出来的恬淡情绪，折射出浓郁的啸傲林泉吟咏山水以排遣内心郁闷的情怀。王维诗意之中所透露出来的情绪变迁与这一次的官场畸变和生活体验有着直接的关联。
张九龄罢相贬谪给王维带来的不是仕途的转折，而是人生态度的转变，影响在心灵而不在皮相。张九龄的离去抽空的是王维的精神，虽然此后他仍能悠然为官而且还有所升迁，但显然要比从前圆通恬淡得多了。诗作中流露出越来越明显的田园情节，据陈贻焮先生考证，王维大约在开元二十八年到天宝三年之间有过一段终南山隐居生活，年龄上推算应该在四十岁至四十五岁之间。亦官亦隐的生活因此成为王维此后的生活常态。《旧唐书·王维传》载：“（维）晚年长斋，布衣文綵。得宋之问蓝田别墅，在辋口。辋水周于舍下，别涨竹洲花坞，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
“从他这种啸傲林泉、悠游自得的神情中，可知他已经做到‘遁世无闷’的境地。”精致优美的山水诗作，如《辋川集》、《皇甫岳云溪杂题》、《田园乐》主要成于这一时期。天宝十四年安禄山谋反，陷落两京，《旧唐书》说：“维扈从不及，为贼所得。”王维闲适自在的逍遥宣告完结，因名气过大被安禄山挟持“拘于普施寺，迫以伪署”。王维服药装病企图蒙混过关皆不能脱身不得已而顺从。至乱平定罪，幸有《菩提寺禁裴迪来相看说逆贼等凝碧池上作音乐供奉人等举声便一时泪下私成口号诵示裴迪》诗和弟弟王缙削官救赎才得以保全，随后仍官复原职，但这一次畸变给与他的创伤却是难以捋平的伤疤。此后的岁月里王维除了对朝廷的感恩戴德便只剩下“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了。
自伶人舞黄狮子事受牵连遭贬谪，至张九龄罢相失却政治热情，再到安史之乱遭挟持失节，王维一生经历三次畸变，每一次的畸变经历所留下的心灵情感上的波动在其诗歌创作中都有明显的印迹，这些印记提示着诗人艺术趣味的转向，诗歌风格的变迁。
外在的人生畸变和内在心性修养共同作用的结果是，王维诗歌创作的题材、风格和意境营造转向了亲近自然，沉醉林泉幽静，怡情田园冲淡，“泉飞藻思，云散襟情”禅心睿智，泉石膏肓。其山水田园诗作既有鲜明的盛唐时代特色又富于个性特征，空灵、清幽、禅悟，余味曲包，蕴藉无穷。（撰文汪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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