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渐渐觉得初中语文教材是一股清流。
所谓清流，自然是比较而来。相比高中教材，在届届皆有变化、年年皆是元年的动荡教改中，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基本保住了课文的经典性、艺术性以及比较高的下限。这或许与中考相对高考更加贴近课内有关——毕竟相当一部分课文是需要好好讲好好学的，可不兴瞎搞。
身为清流的教材，往往是有些真东西在身上的。
九年级上第11课《岳阳楼记》课前的预习提示，提出了如下问题：
本文题为《岳阳楼记》，但并未具体描写岳阳楼本身，这是为什么呢？
遇到这类问题，不要急着去查找答案；要相信经过思考和探索，我就是答案。
能拥有如此不要脸的自信，要么是病理性的自信心过剩，要么就是把语文真正学明白了。
下面言归正传。
《岳阳楼记》为啥不写岳阳楼呢？
最简单的原因就是——范仲淹很可能不知道岳阳楼长什么样子。
这算是文学史上的烫知识了——范仲淹没去过岳阳楼。
王勃确乎在滕王阁出过风头，崔颢真的在黄鹤楼题过诗，白居易肯定在浔阳江畔坐过船。可范仲淹，大概真的没去过岳阳楼。
说“大概”是因为我们毕竟没在范先生身上装过定位仪，不能彻底从理论上排除他在某个时刻灵光一闪说走就走然后快速移动到岳阳楼的可能性。我们只能根据范仲淹的一生行为轨迹推测，他极可能没去过岳阳楼——因为他一生始终很忙，要么戎马倥偬要么宦海沉浮，战场上打胡人官场上骂政敌，实在不行还可以兢兢业业忧国忧民，实在没有时间跑到岳州这么个僻远之地游山玩水。而写作岳阳楼记的时候，他因为革新失败，被贬邓州。
既然没去过，自然要避重就轻。所以《岳阳楼记》写了修楼的人、楼外的景，写了各色人等站在楼上的比井之头五郎还复杂的内心戏，以及自己与之不同的怀抱。行文至结尾，早已离题万里，按今天命题作文的阅卷标准，无疑是不及格了。
坏文章未必不及格，不及格的也未必是坏文章。因为没去过岳阳楼，所以自然不能知道楼上的雕梁画栋、一砖一瓦（这里默默为杜牧写阿房宫的想象力点个赞），只能写一写楼上所见之景。避重就轻，是不得已，亦有扬长避短之功。
既然没去过，为什么要写呢？
问题就在于那个滕子京——滕宗谅，我们不必对他过分尊重，所以不称其字。滕宗谅的故事可以简单概括为——当官手脚不干净，因挪用公款被弹劾，贬官之后想搞个大的政绩工程重获朝廷欢心，于是再度挪用一大笔公款搞了岳阳楼，还增其旧制，还在上面刻了前人的诗词歌赋。完成后苦于无人推广营销，于是找来与自己有交情的大贤臣范仲淹，请他作文宣传，让朝廷看见滕宗谅的伟大政绩。
他甚至考虑到范仲淹未临其境难以提笔的尴尬，让人给他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
为了搞政绩和升官，滕宗谅好拼啊。他若有粉丝，定然可说“他真的，我哭死”了。
滕宗谅的为人行事如何，范仲淹是否知晓、是否认同，我们难下定论。但我想十有八九是知道的。即便如此，我们也大可不必因范仲淹替他吹嘘“政通人和，百废俱兴”而大闹踢出教材，不至于。或许，对范仲淹这样的人，要干的大事太多，写几篇小文，说几句小谎，对自己而言，无他，人情而已。
于滕宗谅是政治秀的传声筒，于范仲淹是抹不开的人情面子——这就是《岳阳楼记》诞生的真相。
然而我想，范仲淹答应写作《岳阳楼记》，应当还有另一个原因。
这也是《岳阳楼记》不写岳阳楼的另外一个答案——比起岳阳楼，他更想说点别的。亭台轩榭算什么，洞庭秋景算什么，在范文正的心胸中，装满了其他的东西——革新失败的愤懑，壮志难酬的不甘，忧国忧民的思虑，悬心天下的情怀；甚至可能还有对他人酸腐狭隘的鄙夷，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独苦涩以及那一点点自恋的甜……他想说的东西太多，恰巧没地方可以宣泄——忽然滕宗谅的书信送到了，容器来了，可以把这些情绪装进这个名叫“岳阳楼”的盒子了。
至于范先生的那些情怀和文中的迁客骚人有无本质区别，我想，古人和今人应当有不同的答案。在古人看来，忠君爱民进退皆忧便是儒家楷模的样子，比起迁客骚人们的小情小调自然高尚得多；至于我们，则应当在思考中注入更多的现代价值——范仲淹的人生观，未必是境界和格局的极致。他将自己的人生与价值捆绑在积贫积弱的朝廷与身体精神尽皆孱弱的皇帝身上，不毕其功于一役便不算成功，不尽善尽美君民皆乐便不展愁眉，这在现在看来，确乎将自己搞得太逼仄了。别杠，我没否定他高尚——高尚，但是逼仄，活像我家乡的那座烂尾的幺幺柒大厦。比起范先生逼仄的高尚，更应当鼓励的，是一种充实而独立的人格，那些人从不被约束，从不被催眠，从不被他人绑架或绑架他人，他们不将自己与任何冠冕堂皇的名词捆绑，不忧不惧，不劝不沮，正大而自由。
可惜的是，这样的人，从来不会留下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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