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朝鲜王朝严禁民间下海，只有外交使节能获得出国机会。朝鲜王朝每年派使者来中国，朝鲜使者经过的地方通常为辽宁、河北、北京、山东、江苏等地，很少有人到过湖南。即便如此，今湖南地区的景观却成为朝鲜时期许多文学作品中的空间背景。
朝鲜文人诗歌常有赞赏洞庭湖等湖南山水与名胜古迹的，《九云梦》等著名韩国古典小说中的空间背景都为湖南，一些朝鲜著名画家创作《潇湘八景图》韩国传统清唱“盘索里”中也出现潇湘八景，因此潇湘八景是朝鲜人心目中的理想景朝鲜时期文学作品中这一空间背景特点的形成，与当时朝鲜文人对潇湘景观意象的认知有关。
本文主要通过分析朝鲜时期的古地图与文人诗歌，探讨朝鲜人关于潇湘景观的空间认知形态，分析朝鲜人心目中的湖南区域概念、湖南山水意象与人文意象等，研究其背后反映的朝鲜人的价值观。湖南，宋代划定为荆湖南路而开始简称湖南。
明时期为湖广布政使司，治所武昌（今武汉武昌），辖地为今湖北、湖南全境。清朝康熙三年（１６６４年），湖广分治，大体以洞庭湖为界，南为湖南布政使司，定为湖南省。在湖广分治后，康熙十四年（１６７５年），朝鲜朝廷对中国局势的讨论中，大臣们对湖南的称谓是“荆楚”，并没有提及湖南。
１７１２年，一批朝鲜使行团来到北京，其中一个朝鲜人记载了中国的行政区划制度，但在他的记录中湖南区域的行政区划仍是“湖广省”。甚至另一个朝鲜人的记录中还出现“湖广荆州省”的记载。
乾隆四十三年（１７７８年），赴中国的朝鲜人李德懋根据乾隆九年《清一统志》介绍湖广分治。两年后，洪明浩以冬至兼谢恩使书状官的身份来到北京，他回国后向国王正祖的报告中对湖南地区的描述仍然使用“湖广”的称谓。
（朝鲜正祖二十三年）御前会议时，一个官员将“白莲教”称为“川楚教匪”，这里的“楚”概指湖广，同年１１月，朝鲜最高军事机构备边司向国王正祖提交赴北京使者李光稷的报告，其报告中提及白莲教的势力范围：“其徒党散在湖北、湖南、陕西、河南等地。”
年赴中国的朝鲜使者介绍中国地方行政区划仍然是十三省，其中并没有湖南，只有分治之前的湖广。
综上可见，朝鲜人对湖南区域一直有统一的地理概念。湖南省设立后的很长时间，许多朝鲜人仍然使用湖广省的称谓。朝鲜时期地图中反映的情况也基本相同。
朝鲜古地图数量、种类多，包含了丰富的中国区域历史地理信息，地图中反映了朝鲜人关于中国区域的认知以及世界观。为１８世纪末制作的《舆地图·中国地图》，但图中描绘的仍是明朝１３省，即分治之前的湖广省，治所武昌。
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朝鲜中后期的地图中，如１６６６年制作的《天下古今大总便览图》描绘的明朝１３省中，湖南仍属于湖广。实际上这是当时朝鲜中华主义与反清情绪的体现。
朝鲜王朝一直实行“尊明事大”政策，１６３６年，清朝攻打朝鲜，朝鲜人因战败的痛苦以及“尊明事大”的观念，不承认清王朝。
朝鲜中期以后地图中的行政建置是朝鲜人的政治态度的反映。荆州古时又称“江陵”，朝鲜也有该地名。作者金九容到朝鲜江陵时，联想到与中国荆州相关的几个历史人物。其首句“仲宣”即汉末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王粲的字，王粲的政治前途分别依靠刘表父子与曹操父子。
朝鲜文人士大夫追求儒学学问，因此朝鲜人欣赏王粲的才华，同时他们也很重视“忠义”。金九容感慨王粲的政治生涯遭遇，与王粲相比，“汉昭烈、关、张”更能体现儒学精神中的忠义价值观。
朝鲜人惋惜刘备、关羽、张飞的命运，也欣赏他们的忠义。朝鲜人心目中的荆州是魏蜀吴三国争斗中刘备、关羽、张飞的忠义舞台。
荆楚是朝鲜早期湖南区域的代表意象，而一些自然景观在博得了朝鲜人的认同后，成为湖南区域代表意象，如潇湘、洞庭湖。从高丽王朝末期儒学学者李齐贤的表述可以看出，潇湘已是当时文人对湖南地区的代称。
李齐贤对朝鲜理学与文学的影响较大，他也是少数亲自到过湖南地区的人之一，其诗歌后来亦为许多朝鲜文人参考模仿。李齐贤以使者身份经过湖南，途中吟咏当地的风光，《潇湘夜雨》诗云：枫叶芦花水国秋，一江风雨洒扁舟。
惊回楚客三更梦，分与湘妃万古愁。这首诗巧妙地勾勒出以李齐贤为代表的朝鲜文人思想世界中的湖南区域自然与文化特征。首先，这首诗题为《潇湘夜雨》，说明李齐贤对地域范围的判定是湖南地区。
首句描写的是他在湖南洞庭湖流域行舟感知的自然环境，即水资源丰富的“水国”，“枫叶芦花”描写的是深秋洞庭湖地区典型的枫杨与芦苇洲滩景观，这个季节冷空气经常南下造成湖南地区持续阴雨低温，即诗中描述的风雨天气，诗中“楚客”指的是屈原，屈原忠而被谤，身遭放逐，流落他乡，故称“楚客”。
当时高丽王朝面临存亡危机，李齐贤带着外交使命来到中国，此时此地，他充分感受到当年屈原流落他乡的心情。其诗末句的湘妃，相传为帝尧之二女，帝舜之二妃，相传二妃投没于湘水，遂为湘水之神，此后她们以湘妃的意象，以及以舜妃的形象为后人称道。
高丽、朝鲜文人一直接受中华文化，许多人读过屈原《湘君》《湘夫人》。因此，这些文人也将湘妃当作寄托情感的理想对象。朝鲜人对湘南重镇衡阳这一地域的印象，最突出的一点是偏僻。
这一感觉的由来无疑受中国书籍的影响。如唐一行《山河两界图说》中，衡阳是“限蛮夷”之地，即中华之南界。因此，在朝鲜人心目中衡阳是边境，朝鲜人常常用“身如衡阳雁”来描述难以越过的边境。有趣的是朝鲜人对“衡阳雁”的理解：朝鲜人认为由于回雁峰太高，雁不能越岭，至此越冬，待来年春暖而归。甚至有时朝鲜人用“衡阳雁”比喻做事不果断、反复犯错的人。
朝鲜人对巴陵给予相当肯定的评价，因为巴陵拥有闻名天下的人文景观岳阳楼。岳阳楼，临洞庭湖，吞长江，气势雄伟，因其自然风光之秀、建筑工艺之巧而闻名。
朝鲜人非常欣赏岳阳楼附近的风光，上至国王，下至平民，人人皆知、津津乐道。可见岳阳楼凭借其宏伟、优美的外观与湖景成为朝鲜人心目中楼阁建筑的代名词。
江汉俱发源于西，合流于荆，至于今江西之地。此时江西诸水，亦壅遏不通，汇而为湖者，又受江汉之水，为大泽，言东者，彭蠡在江汉合流之东故也。
言北者汇而为泽者，居南流而为江者居北故也。东迤北会为汇者，注家谓九江为今洞庭，东陵为今岳州巴陵，盖傍近之地也。汇者亦指洞庭也，若复以此汇为彭蠡，则江水之东流久矣，岂有北会之理耶。
江汉分流，汉在北、江在南，江水迤北处，当汉之口。北会者，谓会于汉也，与导汉条南入于江相应。盖江水至东陵，北会于汉，与九江併而为汇，为今洞庭矣。
此出于臆断，伏乞更赐指教安鼎福认为“江水至东陵，北会于汉，与九江併而为汇，为今洞庭矣”。这并不正确，这里所说长江“汇”之地并非洞庭湖，而是指鄱阳湖。
不难发现，安鼎福错误论据的根源是他引用的“注家谓九江为今洞庭”，且不知作者的引用从何而来。朝鲜后期著名学者丁若镛介绍一奇闻，即“彭蠡、洞庭，冬月亦涸”。虽然丁若镛提出这个奇闻的出处乃“《禹贡》之注”，但也不符合实际的内容。综上可知，一些朝鲜古地图、著作、民画、清唱中都常出现对湖南地理的错误认识。这些错误认识的主要原因是当时朝鲜与湖南之间没有直接交流，朝鲜人的湖南地理知识不足。
自高丽时期李齐贤以后，几乎没有朝鲜人进入湖南地区。其间，朝鲜人只能通过前辈的著述或一些中国古籍而了解湖南。
到朝鲜后期，朝鲜人的湖南区域知识来源仍停留在高丽末期学者的见闻，或中国古典中的记载。由此，朝鲜人的湖南意象与实情之间的认知逐渐出现较大偏差。虽然朝鲜人没有湖南地区的概念，但他们对湖南地区自然景观、人文地理意象有较高的认知度。
与美好的山水意象相比，湖南省会长沙在朝鲜人心目中则是个流放地、悲伤之地。朝鲜文人对湖南地区意象评价标准主要来特别是宋代儒学和诗文的影响更大，许多宋代士人儒家流寓在湖南地区，朝鲜儒士长期读这些诗词文章，是形成朝鲜湖南意象的一个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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