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选唐诗中有的选录杜诗，有的并不选录杜诗，这种情况是杜甫研究的重要命题，对此学术界已有较深入研究，张忠纲先生、陈尚君先生都有专文讨论杜诗早期流传情况，现有的研究结论基本可信。杜诗在不同选本中入选与落选，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杜诗早期认识与传播的某些特点，其原因和影响尚需“细论”和分梳。
根据与杜甫的关系，现存唐人选唐诗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在杜甫出生之前编选或中唐以来编选却具有特定编选目的（诗人身份、籍贯或某种主题、限定时间）的诗选，如《翰林学士集》《珠英集》《搜玉小集》《国秀集》以及《丹阳集》《御览诗》等，它们都不选杜诗，其原因清晰明确，不涉及杜诗评价，这里不予讨论。第二类，中唐之后通选本基本上选录杜诗。如顾陶《唐诗类选》和韦庄《又玄集》选录杜诗，而唐末韦縠《才调集》虽不选录杜诗却承认杜诗成就，其序解释云：“暇日因阅李杜集、元白诗，其间天海混茫，风流挺特，遂采摭奥妙，并诸贤达章句，不可备录。”为什么中唐之后选本普遍选录杜诗？这当然是因为杜甫的崇高地位在中唐已经确立——虽不及在宋代几乎被推尊为诗史第一人的地位。第三类，以杜甫同时代作家作品为收录范围的三种诗选，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比较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诗坛风气和主潮，《箧中集》也代表着一种新的思想动向，这些是当时比较重要的诗歌选本。杜诗亦在这三部诗选入选范围之内，却都先、后意外落选。原因何在？
《河岳英灵集》是被认为最能代表盛唐诗歌理想的诗选，盛唐诗坛重要人物基本入选其中。其序称其收诗起于开元二年，止于天宝十二载，而这个时间正与杜甫创作前期重合。杜甫当时诗歌创作数量也不少，却没有引起诗坛和殷璠的注意。除了进入长安较迟、年资不深这一客观因素之外，主要原因应是杜诗本身问题，即其内容、艺术风格和当时主流风尚并不一致。如深受今人赞美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其“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借写景而喻时事乃至“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的高自标置，反而不如高适、薛据、岑参、储光羲等人的即景写实、淡定优雅，杜诗“沉郁顿挫”风格不太符合殷璠气象高华、“风骨”与“声律”兼备的要求。另外，殷璠所谓“风骨”不仅是对诗歌内容的要求，也是对作家人格、气质的要求，杜甫为出仕所逼迫到处干谒，奔竞权门，甚至不惜巴结权奸，且其自述“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之寒酸，在给皇帝的上书中也情不自禁诉说“卖药都市，寄食友朋”（《进三大礼赋表》）之艰辛，这种作风显然无法为殷璠所能理解和接受。
从安史之乱爆发到终老于江湘，正是杜甫创作高峰，在杜诗佳作不断涌现之时诞生的两部诗选《箧中集》和《中兴间气集》中却仍难觅杜诗踪影，原因何在？元结于《箧中集》序虽称“尽箧中所有，总编次之”，其实并非没有严格的入选标准。元结序主张“雅正”，肯定入选作者“皆以正直而无禄位，皆以忠信而久贫贱，皆以仁让而至丧亡”，元结文学思想明显是盛唐“别调”，并非主流，正好和杜甫比较接近，然细审之，杜甫其人其诗并不完全吻合其选人、选诗之标准。杜甫曾为左拾遗，并非“正直无禄位”“忠信而久贫贱”者，且杜诗主题与单纯歌咏个人苦难也不一致，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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