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楼为我国古代三大楼阁之一，自唐宋以来素负盛名，尤其是范仲淹写了那篇脍炙人口的《岳阳楼记》之后，它的名声更加响亮，许多人都把“登临此楼赏洞庭”当作世间一大快事。可见岳阳楼有着多么大的魁力！
岳阳楼座落在湖南省岳阳市西门城楼上，因其位于天岳山之阳，故以“岳阳楼”名之。
该楼为三层木质结构，全部门缝对榫制做，没用一颗铆钉，也没一块砖石。楼顶貌似古代将军头盔，楼角凌空高高挑起，梁柱结构鬼斧神工，门窗别致尽显其妙。整个造型华朴巧拙，在古楼阁中鲜有其匹。
据史料记载，岳阳楼自建成至清代，经历过许许多多的变化；它先后至少经过五十一次修葺、二十四次重建、三次大的迁移。年又落架大修，整体仍旧保留原貌。大修前的岳阳楼为清代同治六年（公元年）所建，也就是说，现在看到的岳阳楼为清代样式。
岳阳楼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风貌，它到底改换过几次容颜，发生过多少有趣的故事，很少有人能说清了。今天，当我们又一次走近它时，发现岳阳楼尚有一些未解之谜。
一、岳阳楼到底是谁创建的？
据《巴陵县志》载：“岳阳楼又曰鲁肃阅兵楼也”。这就是说，它的首创者是三国时代东吴名将鲁肃。今天在此楼的不远处即是鲁肃的陵墓，这也可以作为他创建此楼的一个明证。
有人指出，地方志中的这种记载，只是一种传说，缺少有力的旁证。再说，即使当时鲁肃真的建过此楼，也非真正意义上的岳阳楼，因为从其用途、构造、规模等任何一个方面考察，都与以后的岳阳楼相去甚远。所以《岳州府志》也说：“岳阳楼不知椒落于何代、何人？”应该说这个疑问是有普遍性的。
对于这个问题，南宋布衣学者祝穆进行过一番考证。他在《方舆胜览》
宋本方舆胜览
卷三十九中写道：“岳阳楼在郡治西南，西面洞庭湖，左顾君山，不知创始为谁？
唐开元四年，中书令张说出守此郡，与才士登临赋咏，自尔名著。”他又说：“其后滕子京以司谏巴陵郡守时重建之，仲淹范希文撰记，苏子美缮书，邵悚篆颉，时人称“四绝’，楼名于是大彰。”
祝穆的《方舆胜览》有七十卷之多，是南宋的一部地理总志。该书对于名胜古迹多所肿列，考证也较详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按照祝穆的说法，岳阳楼若是张说在唐开元四年（公元年）修建，至滕子京时已有二百多年时间，当时已经破旧，他才重新加以修建。这样看来，祝穆提出的张说首建岳阳楼之说是比较可信的。
对此,有人不敢苟同。他们举例说，当时的张说曾与同僚在洞庭湖观看龙舟竞赛，写过《岳州观竞渡》一诗，诗中称岳阳楼为“西驿楼”。那么，这座“西驿楼”始建于何代、何人？恐怕只有天知道了。
又如，晋宋时期诗人顾延之写过《始安郡还都与张湘州登巴陵城楼作》一诗，他把岳阳楼呼为“巴陵城楼”，这座城搂建于什么年代，同样也难确定。
还有的说岳阳楼创建于周代，如天津师专古典文学教研组编的《中学古代作品评注》
中称岳阳楼：“相传建于周代，自唐代以来闻名于世。”此说根据何来，书中没有说明，大概也难考出具体年代，只能由人去猜。
更多的则说岳阳楼“始建于唐”或“始建于唐初”，如新版《辞海》、《古文鉴赏辞典》（江苏文艺出版社）、《历代文选》等。“始建于唐”，尚可合于祝穆的说法；“始建于唐初”，则与张说建楼时间差了近一百年。这就应该属于另一种说法，等于否认了张说对于岳阳楼的“首建权”。
实际上，岳阳楼的始建年代，并非祝穆说的那么简单，它很可能从“西驿楼”、“巴陵城楼”之类的建筑上发展而来。至于唐代的张说首建，正确的说法应是扩建。改建或重建，至多他可以获得一个“冠名权”，而真正的“首建权”该授予何人，实在是难以查考了。
二、滕子京哪年重修岳阳楼？
岳阳楼自唐代正式定名至北宋，已有二百多年时间。其间有否重建或大的修葺，缺乏史料说明，无法详细查考。而北宋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因为有范仲淹的那篇名文，成为历代皆知的事实。可是，滕子京到底在哪一年重修这座名楼，则说法不一。
滕子京重修岳阳楼的时间，多数人认为是庆历五年（公元年），因为滕子京是在庆历四年被贬谪为岳州知州的。范仲淹说：“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这是最明白的记载，不会把时间弄错。
然而有人认为滕子京重修岳阳楼与范仲淹应嘱作文应是同一年，即庆历六年（公元年）。据史料记载，范仲淹在“庆历新政”中，受到宰相章得象、卸史王拱辰、大臣夏竦等一批保守官僚的反对，新政人物富弼与范仲淹深感不安，他们一再“乞罢执政”，请求离京外任。庆历四年六月，仲淹出知邰州（今陕西彬县）兼陕西四路宣托使，他与滕子京同年遭贬，心境相同，接到约稿之事即爽快应允，成文时间为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因而认为重修岳阳楼的时间也在本年。
建楼时间相差了一年，产生这种分歧的原因在于对“越明年”三字的理解不同。“越”虽有跨过、超出的意思，但要联系当时的情况去作分析。
据史料记载，庆历六年范仲淹再贬知邓州（今河南邓县）。这里环境较好，范仲淹心情也好起来了。二月，收到好友滕子京的来信，约他为重修后的岳阳楼写记，范仲淹与其心心相通，既有同自己一样被贬的“已悲”，又有取得新的政绩的“物喜”，尤其想到滕子京受诬告时，自己曾经为之力辩，并愿与之同行受贬，可惜后来事不果行，现在受托写篇记文，又有何难哉？然而新到邓州，琐事很多，拖了多半年才挥笔成文。
范仲淹说的“越明年”，是应接上文的“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请守巴陵郡”，即这位好友遭贬后的第二年，而不是又过了一年。范仲淹写作此文，意在借景抒怀，不是新闻报道，完全可以运用追记的手法，这样看来，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在庆历五年，而不是别的什么时间。
三、范仲淹到过岳阳楼吗？
岳阳楼的出名，如同黄鹤楼、滕王阁一样，除去独特的建筑、悠久的历史、良好的位置、众多的传说等因素之外，还与一些颂扬其身的千古名篇有关。范仲淹的一篇《岳阳楼记》，
代代传颂不绝，掩卷后有人发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范仲淹没有到过洞庭湖，他又如何登临岳阳楼呢？
从《宋史》范仲淹本传、《范文正公文集》、《范文正公年谱》等史料来看，范仲淹在二十六岁中进士后，一生的主要活动是当京官、地方官,兴修水利,办过教育,并在陕西一带搞过军事改革。
从他的工作经历来看，没有机会观赏这座名楼，为何能写出如此逼真的情景呢？有人认为这不奇怪。一是范仲淹少年时到过太湖，有强烈的水域印象。范仲淹于北宋端拱二年（公元年）出生在吴县（今江苏苏州）仕宦家庭，两岁丧父，其母改嫁淄州长山县（治所在今山东省邹平县东长山）富户朱文瀚，他也随母到朱家生活。
范仲淹后来几次到外祖母家,看到过太湖，知其“浩浩荡荡，横无际涯”的万千气象，并牢牢记在心里。以此移写洞庭湖自然得心应手。二是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后，为使范仲淹作记有所参考，曾送他一册《洞庭晚秋图》。有了这个蓝本，再加适当想象，何愁写不出记文？三是范仲淹知识渊博，阅历丰富，对岳阳楼当有所耳闻，或听过滕子京信使的描述，联想太湖之景，参阅洞庭之图，以其如椽之笔，写出了《岳阳楼记》。”
从相关史籍看，的确找不出范仲淹到过洞庭湖的记载，但不能否认他来过此地。朱文翰在澧州安乡（治所在今湖南安乡西南）当知县时，范仲淹曾随继父来安乡读书，在这里生活学习有四年之久，此地至今尚有范仲淹“读书台”、“洗砚池”等遗迹。
安乡距洞庭湖仅百余里,他或到过湖边，或游历过岳州（今湖南岳阳），或途经此地。由于时间比较短暂，那时他也寒微，故不见史籍述录。这种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印象十分深刻，后来滕子京向他约稿，便满口应允。如果没有这段经历，他不会向壁虚构，更不会把《岳阳楼记》写得如临其景，如睹此形。
然而更多的人认为范仲淹到过洞庭湖的记载不确，至少他没有到过滕子京重修过的岳阳楼，但并不妨碍他能写出这一美文。
范仲淹是北宋时文学家，同时他又是一位有影响的政治家，他写《岳阳楼记》，并不着力于细致入微地白描工写，而是以大写意的手法，浓墨重彩，借以抒发政治家的崇高理想。要在有限的篇幅内达此目的，必须巧妙剪裁，繁简得宜。
仅以“增其旧制”四字，表明此楼起废回新，增设规模，给读者以充分的想象空间，以“前人之述备矣”，略去了一切不必要的描写。作者以极其精炼的语言，在情景交融中层层深入，最后点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主题思想。
全文读罢舌端润畅，听后耳中清新，而今再读，仍然如晤故人。有趣的是作者并未登临此楼，范仲淹究竟怎样写出《岳阳楼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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