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上面“范氏宗亲总会"加入范氏家族！
公元年9月15日，范仲淹的散文名作《岳阳楼记》诞生。
这篇文章诞生之后，立即成为广为传诵的经典。
范仲淹在该文中，抒发了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情怀，近千年来，这句格言一直影响、教育着后人，并已成为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廉洁自立，自强不息。他的忧乐观内容博大精深，蕴涵了儒家文化的民本思想、忧患意识、入世精神。
那么，范仲淹写这篇文章的真实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必须先了解一个重要人物，这个人物就是宰相吕夷简。
吕夷简，字坦夫，宋代著名权谋家。吕夷简祖籍莱州，出身于世宦名族，其祖父龟祥曾任安徽寿州知州，伯父吕蒙正是宋太祖时的宰相；父亲吕蒙亨官至光禄寺丞、大理寺丞。吕夷简在仁宗朝三次拜相，前后执政时间长达十三年，直接影响北宋政坛二十三年之久。
欧阳修评价吕夷简“二十年间坏了天下。其在位之日，专夺国权，胁制中外，人皆畏之”。
吕夷简家世十分显赫，属于官三代，他在仁宗皇帝心目中的地位几乎无人能够取代，正因为这个原因，史学界认为他是范仲淹的“灾星”。
与吕夷简相比，范仲淹算是出身草根阶层，与吕的社会地位有天渊之别。但是，范仲淹的品德无可挑剔，他是正道直行之人，而且相当有个性。范仲淹在自己的翅膀硬了之后，就开始挑战吕夷简的权威。
范仲淹看到宰相吕夷简广开后门，滥用私人，朝政腐败不堪。范仲淹根据调查，绘制了一张“百官图”，在景祐三年(年)呈给仁宗。他指着图中开列的众官调升情况，对宰相用人制度提出尖锐的批评。吕夷简反讥范仲淹迂腐。范仲淹便连上四章，论斥吕夷简狡诈。吕夷简更诬蔑范仲淹勾结朋党，离间君臣。但吕夷简老谋深算，善于利用君主之势而最终取胜。
范仲淹此举将吕氏一派的重臣都得罪完了，范与吕斗，几乎没有胜算，但是，范的个性决定了他不会妥协。
范仲淹用兵西夏就是吕夷简推荐的，这是吕想把范仲淹置于险地和死地，结果，范用自己的才华化险为夷，反而获得了仁宗皇帝的赞赏和信任。
庆历新政失败后，仁宗皇帝不再信任范仲淹。范仲淹一派备受排挤和打压。
此时的范仲淹已经沦落成为吕派势力随意迫害的对象。他们执意将年迈多病的范仲淹贬逐到寒冷的陜西担任四路宣抚使，在范仲淹的反复申诉之下改任邓州知州。
藤子京因为与范仲淹走得太近，也被人诬告“用工使钱无度”，因此被贬逐到偏僻的小郡巴陵任职。
范仲淹一直想重新获得仁宗在政治上的信任，机会终于来了。
庆历六年八月，藤子京将岳阳楼的图纸和一幅《洞庭晚秋图》寄给范仲淹，请求为岳阳楼作记。9月15日，范仲淹经过精心构思，泼墨挥毫，一气呵成，《岳阳楼记》面世。
以为，这篇文章的文眼并不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是“微斯人，吾谁与归”。这句话比较委婉地表达了三层含义：一，我和藤子京是同道之人，我们都是“二忧先生”；二，我们虽然身处江湖，但是，依然心系皇上。三，藤子京很优秀，他是因为受我的牵连而被贬逐。
仁宗皇帝看了这篇文章后深受感动，当即将藤子京调到素有“小汴京”之称的繁华的徽州担任知府，随后将其调往苏州担任知府，这等于是为藤子京评了反，推倒了加在他头上的不实之词。
仁宗皇帝也想重新启用范仲淹，却遭到了吕氏一派重臣的层层阻扰，未能付诸行动，但是，范仲淹不再受到吕氏一派的迫害。
久哥以为，《岳阳楼记》实际上是一篇非常成功的述职报告，虽然只有短短的个字，其高超的文学艺术性和丰富深刻的思想性却无与伦比。反观当今的那些草包官员们的述职报告都由秘书写就，一个模式铸造，与封建时代的士大夫相比，真有天渊之别。
皇祐四年（年），范仲淹在徐州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四岁。十二月，葬于河南洛阳县尹樊里万安山下，仁宗皇帝亲书“褒贤之碑”，赠兵部尚书，谥号文正，追封楚国公，可谓“备极哀荣”，这与《岳阳楼记》一文成功“表明心迹”有很大的关系。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转载请注明：http://www.0431gb208.com/sjszyzl/23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