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赵匡胤在建隆元年（）开国，一直到神宗熙宁元年（）登基，有百年之久。初期从事征讨统一，社会由纷乱逐渐安定，民生由凋敝逐渐复苏；到了中期，经过数十年的将养休息，加上长期的采取对边疆民族的谈和纳币政策，社会乃由安定的状态转趋富裕。
宋仁宗时期社会更加安定繁华，工商业相应的转趋发达，人口逐渐向都市集中，城市经济的发展可以说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我们观察柳永的词，有不少描写城市生活中歌舞升平、民生富庶的篇什，可以充分体会这正是仁宗时期社会生活的写照。
宋太祖在开国之初，有鉴于武臣的跋扈，自己也是陈桥兵变由部将黄袍加身的，对于政权的掌控有强烈的危机感，想出了杯酒释兵权的妙计。召集石守信等武将，劝他们回乡多买田宅、多置歌妓，以歌酒自娱，并泽及子孙。次日，部将皆会其意而交出兵权，从此订下了由文臣带兵的规矩。另外又广开科举，招纳文士，给予优厚的待遇，授与极高的参政权。
在政治的运作上，不但没有宦官的涉入、武人的干政，外戚的擅权也少（只有几位太后的垂帘听政，到皇帝年长又交还政权）。而所用的士人，绝大部分是由广大的基层民众里，经过儒家教育的熏陶，再从科举考试的管道挑选出来的（当然到后来更多了官宦人家的子弟，但是这些人也大都必须经过科举考试才能任官）。这些官吏一经挑选出来，个个都是饱读诗书的人士，国家的政策大多征询这一批人，宋朝的帝王很少有独出机杼，自行订定政策的。因此宋代的政治，堪称为文人政治。
那么文人政治的特征是什么呢？
首先，可以考见的，即参政之士多充满着儒家积极参政，“达则兼善天下”的志意。宋初思想界已经逐渐兴起了儒学的复兴运动，以与佛、道思想相抗衡。宋朝政府亦采取以儒学取士的政策，士子若不走利禄之途，则一生的志业无由实现，要走利禄之途就要熟读儒家经典。儒家对于从政的观点是“用行舍藏”，这不但是孔子的个人志趣，更成为后来儒者的处世原则。
汉武尊崇儒术，经学大昌；到了东汉，士人尤其以风节自励，《后汉书范滂传》记载了东汉的范滂“登车揽辔，慨有澄清天下之志”，当时污秽贪鄙的官吏，望风解佩。后来虽然为宦官所害，而天下仰其风节，成为后代知识分子“用之则行，奋不顾身”的典范。苏轼读到此传，即慨然以范滂自许，正是受到儒家这种用世志意的感召所致。
其次，宋朝朝廷不但以儒家经典取士，更供给优渥的俸禄以养廉，对官员极为礼遇，宋太祖更立下不杀士大夫的规矩。故而北宋初期入仕的士人，其参政用世的志意是极为高昂的，《宋史》称范仲淹：
这是史书给他的高度赞扬。他在＜岳阳楼记＞文中高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其怀抱，就是当时士人积极进取，“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代表性例子。
苏轼年轻时读到石介的＜庆历圣德诗＞，诗中提到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经过老师解说之后，“时虽未尽了，则已私识之矣。”到后来，苏轼还以和范仲淹缘悭一面为终身之憾。这说明宋初大臣，早就显现出积极用世的强烈倾向，因而能影响到苏轼。
王安石稍晚于范、欧而同朝在列，一生也是念念不忘于新政，想要以儒术和法治起国家之陈疴，图谋富国强兵、抵御外侮。苏、王二人的用世志意，既是当时内有财用不足、外有边虏觊觎的形势所激，更和宋初以来士人从政者逐渐酝酿的风气有关。
文人政治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严君子、小人之辨”，这是承继儒家的道德观念，而由学者特别提出的纲目。那么如何分辨君子、小人呢？
可知汉末以“曲循私心，阻挠法令推行”为“阿党”的内涵。宋人邢昺解说“小人比而不周”，正是指“小人是阿党而不忠信的”，而他“阿党”一词的概念应该还是承袭孔安国的说法的。总之，以上的观点都是集中在：君子用心于公（周），小人用心于私（比）。
但是早在西汉末年刘向就已经把“比周”合用为一个词，并且和“朋党”并举，意指这二者都是有“邪心”，都是小人的作为。这和孔子“小人比而不周”的用法已经大异其趣，孔子的“比”和“周”是相对的用法，而刘向把“比周”一同指向负面的意义。于是小人的行为是比周的，小人的居心是阿党偏私的，小人为私利而聚合则称之为“朋党”。
“朋党”二字又是怎么定义的呢？
然而当先秦人提到“党”字作动词时几乎都是当作贬意的。如《论语·述而》：
《论语·卫灵公》第十五也说：“君子矜而不争，羣而不党。”既然说“君子不党”，反之，自然指偏私成党的是小人了，这里就是指孔子偏党鲁昭公，为他文过饰非。《尚书·洪范》也说：“无偏无党，王道荡荡。”于是“党”字都指向了小人偏颇的负面行为。久而久之，“朋党”二字合用，乃成为小人群聚为非的一种表现。荀子就认为士大夫就是“不比周，不朋党”的，一切都是为公家而努力的。
“朋党”既然是小人的表现，韩非子特别坚决反对“朋党”的行为，他认为小人之害是：
法家为了专制帝王着想而力斥朋党，帝王为了自家性命和万世子孙的安定着想，也是深深地提防着大臣结为朋党。同理，凡是被指涉为朋党的人，大都否认之。故而古来讨论“朋党”的文章不可胜数，大致可以分为四个观点：
（1）君子无党，小人有党。
（2）君子有党，小人无党。
（3）君子小人皆有党。
（4）纯君子纯小人无党，不纯者有党。
有关第一点，是上述先秦、两汉之际一般通行的看法，李德裕、司马光等人接受这种观点。第二点，欧阳修＜朋党论＞主张小人为利禄而暂时结为朋党，是假的朋党；君子守道义、行忠信，同道而相益，是始终如一的朋党。关于第三点，宋朝的王禹偁、范仲淹、秦观和明朝高攀龙，以及清朝的魏禧，都是主张君子、小人都有党，劝人主要用正去邪。关于第四点，只有明代王世贞主张之。
这些君子、小人的分辨方法，都是以品德为依据，而且更把“为公还是为私”当作判断的标准，从立论上看似乎各有其理由，但是落实到实际的政治生活上却没有一个绝对的准则。那就是：人人各自宣称自己一切作为都是为公，都自认为是君子，即使被指为朋党，也自诩为正派且有益于国家；反之，则把政敌目之为小人之朋党，而极力摈斥之。
北宋的欧阳修、秦观讨论朋党的意义，其目的就是在严辨君子、小人，分出不同的政治团体。宋朝政治团体的组成份子全部都是士大夫，士大夫在朝汲汲于划分界线，无不是为了营求自身的政治利益，同时也是受到了儒家传统的君子、小人二分法的思想影响所致。
这种二分法不但不能真正厘清何者为正人君子，更导致北宋后期新旧二党互相倾轧不已的恶性循环的局面，在政治上导致了宋廷衰败的局面，更在文学上产生了破坏（其实也是一种建设）的作用。此点将在后文讨论之。
另外一种辨别君子小人的判断标准，就是
这二位先师指出了明确的方向：重视利的人属于小人一类，只有君子才讲究仁义。小人结为朋党为的是什么？他们是为私利而结合。
这个观念在汉代得到了充分的扩张和肯定，西汉董仲舒回答江都易王说：“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从此“小人是兴利者”这个概念，在士人的脑海中根深柢固。指称政敌为朋党以诬陷排挤之，历代都免不了有此现象，到了宋仁宗时，范仲淹以言事忤宰相吕夷简，又作＜四论＞讥切时政，吕夷简“以仲淹语辩于帝前，且诉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于是仁宗乃将范仲淹贬知饶州。欧阳修为此写了＜朋党论＞为范仲淹辩冤，并提出“君子有党”的言论。论中的“君子、小人”，他定义为：
这段言论把“义利之辨”拿来作为君子、小人之别的标准。小人所以相党不过为一时的财利、禄位，时异势迁，利尽则反目，是暂时性的结党。君子以道义相结合，一切为国家，忠信不移，是长久的朋党。这样的观点后来就成为旧党分子对新党攻击时的口实，那就是新党所实施的政策无不是为了利。
总之，君子与小人之辨，成为后来新旧党争激化时，举以划分界线的最佳武器，凡事争于国君、大臣之前，时常指责政敌为小人之党，欲除之而后快。政局之坏，诬称政敌为小人而倾轧之，确实是乱阶之一。
参考文献：
《河南邵氏闻见后录》
《丛书集成初编》
《宋史·石守信传》
《宋史·职官志·俸禄制》
《二十二史札记》
《论语·述而》
《苏辙集·栾城后集》
《宋论》
《四部备要》
《笔记小说大观》
《苏东坡全集上·范文正公文集叙》
《十三经注疏》
《礼记》
《新校汉书集注》
《说文解字》
《荀子》
《韩非子集释·有度第六》
《汉唐宋明朋党的形成原因》
《孟子·梁惠王》
《汉书》
《续资治通鉴长编》
《欧阳修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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