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蓝梦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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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历史，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时期，权力的天平一端是君，一端是臣，不断发生倾斜，早期是权臣扼制皇帝，后期是帝王奴役大臣。而北宋前期则是那个完美的均衡点。
宋朝以前，权臣当道，涌现了一大批诸如赵高、霍光、曹操、司马懿、王敦、高欢、杨国忠等权倾天下的知名权臣。他们的权力之大，足以架空皇权，甚至是篡权自立。
而宋朝以后，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明朝初期，朱元璋借“胡惟庸案”废除了沿袭千年的宰相制度，从此以后，皇权一家独大，臣子彻底成为皇家的奴仆，失去了士大夫的尊严。
（废除宰相制度的朱元璋剧照）
明朝的廷杖，在朝堂之上公然扒掉大臣的裤子打屁股，而且规定必须要打到皮开肉绽嘴啃泥，连最后一块遮羞布都不留给你。
清朝的情况更加严重，即便是贵为军机大臣，在皇帝面前也只能跪受笔录，如果是汉族大臣，则连自称“奴才”的资格都没有，因为，那是满族大臣独享的“殊荣”，你汉族大臣，想当我爱新觉罗家的奴才我都不给你这个机会。
相对比之下，北宋的君臣关系简直不要太和谐。一方面，宋朝的皇权一直非常稳固，既没有被篡夺，也没有被架空。另一方面，宋朝还名臣辈出：范仲淹、寇准、欧阳修、包拯、王安石……
（北宋名相王安石画像）
更难得的是，宋朝文人言行间散发的独特魅力是此前此后都不曾有的，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比如，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呼吁为官者要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志在为王朝前途分担忧愁，为天下百姓谋求幸福，这种远大的抱负已然超出了为官者的“本分”。
如果范仲淹的例子还不够典型，再来看看另一位北宋大家张载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如果说范仲淹的先忧后乐隐约间已经透露出帝王气象，那么张载的横渠四句简直就是迸发出圣贤气象。
像范仲淹、张载这样“口出狂言”，在明清时期与谋反无异，即便是在汉唐时期，为臣者也万万不敢以帝王自比，以圣贤自居。
（北宋名臣范仲淹画像）
国学大师、史学名家陈寅恪先生评价说：“吾中华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诚然，宋朝是中华文化的极盛时期，也是文人最幸福的时期。
宋朝的士大夫，思想是自由的，个性是解放的，人格是被尊重的。宋朝的官员，不但工资高，而且拥有史上最宽广的舞台，最能发挥出自己的能力。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宋朝君臣关系的完美契合。
“君则敬，臣则忠。”《三字经》里的这句话是对宋朝君臣关系的完美阐释。
（宋太祖赵匡胤画像）
君则敬：宋朝建立之初，赵匡胤便在太庙里立下誓碑，命令子孙为皇帝者“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历朝历代中，也唯有宋朝真正做到了“刑不上大夫”。宋朝皇室不仅给了士大夫施展抱负的舞台，还给了他们自由和尊重。
臣则忠：宋朝的文官简直不要太幸福，地位高、待遇高、工资高，以包拯为例，真实历史中的他官做得并不算很大，但一年仅基本收入折合成人民币就有万之巨。如果是像王安石那样做到宰职，光靠工资就可以养活上百家丁女眷。
宋朝官员生活得这么滋润，会不会腐败堕落呢？答案是，并没有。宋朝的皇帝虽然没有什么骨气，但宋朝的士大夫却是史上最有骨气的。南宋灭亡时，文天祥誓死不降，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跳海殉国，宋朝士大夫对皇帝以及国家的忠诚是不容置疑的。
（南宋名臣文天祥）
宋朝在君臣的完美配合下，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百姓安居乐业。两宋三百多年，没有爆发过大规模农民起义（宋江起义，方腊起义在真实历史中都是影响不大的小规模起义），宋朝也是历史上唯一未亡于内患的朝代。
但是，宋朝的问题在于，解决了内部问题却忽视了外部问题。辽国、金国、西夏、蒙古，宋朝一直是强敌环伺，文强武弱导致宋朝两次亡于外敌之手。
回头思考一个问题：权力的天平为什么会在北宋实现了平衡呢？究其原因，是皇帝对待臣子的方式变了，改猜忌为信任，改侮辱为尊重，改剥削为优待，改奴役为自由。正所谓“投我以桃，报之以李”，绝佳的文化氛围下，士大夫的主人翁精神尤为凸显，使他们更加高尚、更加无私、更加心怀天下。于是君臣相辅相成，造就了最美好的时代。
参考资料：《宰相故事》、《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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