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岳阳楼记》是每位学生的必背文章，虽然每个人都讨厌语文书后面的“背诵全文”，可《岳阳楼记》似乎与众不同。这篇文章朗朗上口，用词通俗易懂却不落俗套，背诵也就不那么枯燥了。在我们被范仲淹的文采折服时，文章中修岳阳楼的滕子京引起了大家的好奇。在范仲淹眼中，这是一个将城市治理的“政通人和”的好官。在司马光眼中，这确是一位贪污受贿的奸臣。二人都是位高权重的臣子，究竟谁的说法正确，又是谁在贬低滕子京呢？这一切还得从宋朝的党派之争说起。滕子京与范仲淹在历史书上的范仲淹不仅能文能武，而且深得为官之道，最难得的是他政绩斐然，每在一个地方为官必然会留下一片好评。但与范仲淹相比，滕子京似乎极为平庸。多次被贬职不说，就连《岳阳楼》都成了大家口中的面子工程，对百姓没有任何好处，反倒是加重了大家的负担。别看二人地位相差悬殊，可一路走来范仲淹不仅多次利用自己的地位庇护滕子京，更为难得的是每次自己在官场上有什么调动就一定会推荐滕子京。对于范仲淹而言，滕子京不仅是一位好朋友，更是政治上的好伙伴，好队友。从中进士开始，滕子京和范仲淹基本上就“形影不离”。二人的初次合作是在修“范公堤”的工程上，滕子京也是施工人之一。有一天突然刮起大风，潮水瞬间猛涨，眼看就要没过堤岸，胆小的民工和船夫为了报名四处逃散，任凭别人怎么呼喊都不回来。按当时的情况来看，将堤坝修好是最有效的办法，更可以保住大部分百姓的安全，若是工人害怕不回来工作就会造成更大的伤亡。在这个焦头烂额的时刻，滕子京对工人和船夫陈述利弊，并对大家说若是堤坝没修好全城百姓都要遭殃。听了滕子京的话后船夫们果然陆续回到了现场施工，肆虐的海水并没有对大家造成损失。若是原本仅仅是同窗之谊的话，这次临危不惧的反应让范仲淹认可了滕子京的能力。后来范仲淹被宰相看中，调到京城当官。在京城站稳脚跟后范仲淹推荐了滕子京，滕子京也因此从地方转到了中央。当时的天子是宋仁宗，可刘太后却是真正的掌权人，一直以皇帝还小的名字垂帘听政，不肯将大权归还。于是身为忠臣的二人开始不断上奏折请求太后归还权利，只不过最后奏折都石沉大海，甚至没有到太后手里就被扔在了一边。后来皇宫失火，二人正好借着这个机会暗暗讽刺太后，企图让太后将国家大权交给皇帝。虽然没成功，可宋仁宗记住了这两位对自己忠心耿耿的臣子，在后来掌权后还暗暗提拔曾经与太后作对的人。泾州大捷当时的宋朝表面上国富民强，实际上边境的少数民族一直想入住中原，尤其是西夏时常入侵边境，一旦被西夏的军队攻下城池，宋朝的百姓就会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抵御西夏军队的入侵，范仲淹被派到西北的边境，在西北任职一年左右，范仲淹就推荐滕子京一同到西北军中任职。有了范仲淹的推举，滕子京被派到泾州担任知州，在必要时协同范仲淹一起抵御西夏军队。庆历二年，定川寨之战爆发，为了争功的葛怀敏一再违抗命令自作主张北进。或许是想带领军队赢得这场胜利，或许是想成为军中首屈一指的将领，葛怀敏拒绝了部下的建议，固执地在定川寨驻扎。和西夏交手后，葛怀敏的部队屡战屡败，最终被西夏军队围追堵截，几乎全军覆没。定川寨一失手，滕子京所在的泾州就暴露在了敌军的视野范围内。泾州城内并没有多少军队，只能等待着范仲淹率兵解围。偏偏那几日下了几场大雨，古代又都是土路，军队的速度就被限制，短时间内无法赶来解围。就在宋朝所有人都认为泾州必然失守的时候，滕子京再次挺身而出，从全城百姓中招募了几千的农民士兵一起守城。经过几日的坚守，终于迎来了范仲淹的军队，泾州的危机也就解除了。这次战役过后，滕子京用16万公使钱给阵亡战士的家属发了抚恤金，又准备了丰富的菜肴歌舞迎接凯旋的战士。可正是这一行为成了滕子京日后被贬的原因。滕子京被弹劾战后不久西夏和宋朝签了和平协议，边境没有了危机，范仲淹和滕子京也就被调回朝廷，尤其是范仲淹凭借着多次胜利很受皇帝赏识，也奠定了自己在朝中的位置。可滕子京的情况就不那么好了，虽然泾州在他的带领下没有被西夏攻破，可他先后发给家属抚恤金以及大摆宴席的行为都成了被攻击的焦点，弹劾滕子京的奏折雪花般地涌向皇帝的桌子。尽管范仲淹和欧阳修一再上书为其求情，也没能挽回这个局面。弹劾滕子京的无外乎就三点，一是16万公款不知去向，二是时常欣赏歌舞，生活奢侈，三是经常送给江湖人士猪、羊等牲畜。述（最多18字为此皇帝还派出了考察组专门调查，结果滕子京将所有相关的账目记载全部烧毁，弹劾滕子京的奏折变成了事实。滕子京最终被贬到巴陵郡做太守。被贬巴陵郡后滕子京重修学宫和岳阳楼，大修水利，为百姓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就是应滕子京之邀所做，其中对滕子京的政绩大肆赞扬。可在司马光口中，滕子京一直是一个贪污受贿的人。包括前面的泾州公案，以及后来重修的岳阳楼，都是通过横征暴敛所得的钱。而岳阳楼的重修也不过是滕子京为了回到朝廷所做的面子工程。那滕子京真的贪污受贿压寨百姓吗？当然不是，这些只是司马光等人攻击滕子京的借口，换句话说滕子京只是这次党派之争的牺牲品。庆历新政与党派之争在范仲淹从西北边疆回朝后，宋仁宗为了能改变国家现状，授权范仲淹开始变法，也就是“庆历新政”。此时朝堂上分为了新党和旧党。新党支持改革，旧党反对改革。在范仲淹大刀阔斧推行变法的时候，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失去了许多利益。大批不作为的官员被撤职，减轻赋税和整治贪污又使得官员们没有了灰色收入，于是旧党开始想办法对抗新党。范仲淹正是皇帝面前的大红人，其他配合改革的官员都有自己的势力和背景，没有办法与之抗衡，只有滕子京是个没有背景的小人物。于是针对滕子京的行动开始了。弹劾滕子京只是计划的一部分，当时每个官员的公使钱其实都是用来宴请宾客，也都会悄悄留一部分，这都是见怪不怪的事情。旧党想用滕子京16万抚恤金作为借口，最好顺藤摸瓜是查出与滕子京有金钱来往的其他官员，好给新党一个重大打击。先不说滕子京会不会为自己贪污，光是为了发抚恤金就花了16万，为了给国家招揽人才也会赠与一些“游人”钱财。最重要的是滕子京与范仲淹来往密切，说不准就会相互赠送礼物，加上范仲淹正在带兵，为了不让朋友生活困顿，赠与一些钱财也说不准。为了平衡朝堂上的权利，皇帝派了旧党的官员调查滕子京。为了不连累别人，滕子京干脆烧毁所有证据，自己一力承担。皇帝心中也是明白事情的始末，所以没有对滕子京做出严重惩罚，仅仅是下放到偏远之地。不久后范仲淹也因为变法失败被贬。总结：据宋史记载，滕子京逝世后家中没有多余财物，家中亲人的墓中也都十分简朴。可见滕子京也并非是贪污之人，司马光对他的评价或许掺杂着许多主观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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