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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5月2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召开第二十四次会议，汪精卫等人提出派谭平山、彭泽湘（代表共产党）、陈公博（代表武汉国民政府)、周鳌山、邓绍芬（代表唐生智)五人为特派员，组成特别委员会，前往湖南调查军队与工农的所谓“冲突”。
1、到底是谁查办谁？
汪精卫等规定特派员的任务是：
“制止军队，制止农会，应该同时进行”。
会议通过了《关于组织赴湘特别委员会解决长沙纠纷的训令》。
《训令》说：
湖南长沙农工纠察队，与驻在军队发生冲突；特派潭平山、陈公博、彭泽湘、周整山、邓绍芬组织特别委员会，驰往查办。尤须切实执行中央历次议决案及训令，以解决纠纷。
到了5月28日，汪精卫等人的态度就更明确了。
这天，武汉国民党中央就长沙事件训令全体党员，强调什么“误会必须免除，错误必须纠正”，一面把反动军官对工农的屠杀说成是“误会”，一面又大肆指责工农运动的“错误”。
不仅如此，汪精卫等人控制的武汉政府一直没有明令申讨许克祥、申斥所谓“救党委员会”是反叛行为并严令解散、申斥马日事变为反革命事变。这充分表现了汪精卫等人偏袒及纵容许克祥等叛乱者、仇视工农的真实面目。
那么，这时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又是怎样的态度呢？
据蔡和森回忆：
夏斗寅叛变一起，进攻武昌，距武昌只40里（抵纸坊），所谓左派首领皆吓得面无人色，魂飞天外；民众间亦大起恐怖，纷纷逃亡，即工人纠察队亦有逃亡者。
同时谭延闿、唐生智互相发出相反的宣传：
唐谓此次两湖事变是由谭延闿勾结他的部下何键起来的，谭谓此次事变是由唐生智主使的，是唐的苦肉计…
当时和森根据各方面所得材料（此时和森暂代秘书长)，证明以上两种宣传都是故意蒙混耳目的。
谭之参加此次阴谋自不待说，夏、许、何是唐的部下，两湖是唐地盘，哪有唐反置身事外之理？可是鲁易（指罗易)当此紧张之时不仅未把政治局的中心问题置在镇压反革命上，反而把它建立在所谓与左派的关系上，这是与老鲍全然相同的。
鲍罗廷与罗易之所以在这时把注意力放在处理与国民党左派的关系问题上，是因为莫斯科的指示要求这么做。
因为“湖南是武汉政府除了湖北以外几乎唯一可靠的后方根据地，同时更是武汉政府最主要的军事力量的来源地，湖南一旦落入反动力量的手中，不仅国共合作将彻底破裂，就是武汉政府也难以维持”。这是鲍罗廷、莫斯科和中共中央不得不面对的客观形势。
2、妥协退让的态度
马日事变的消息传到莫斯科时，正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召开(年5月18日一30日)期间。
当时，布哈林说：
农民夺取土地吓坏了武汉政府。如果我们不限制土地革命，我们将失去我们的左派同盟者，并且将不可能争取国民党中的大多数。如果限制土地革命，我们将扩大在国民党中的影响，而当我们变得更强大时，或可不顾我们现在的同盟者，斯大林认为，目前的问题是战斗还是使用策略。
他说：
共产党人应当使用策略，而不会遭到任何损失。土地革命使国民党害怕，仅仅是由于它直接损害到了国民党员和军官们的利益。我想给鲍罗廷送发指示，叫他反对没收和分配国民党员和国民军军官的土地。…我们有足够的权威使中国群众接受我们的决定。
当然，不久前还坚持“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胜利。没有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就会变成不可靠的将军们的可怜的玩物。必须反对过火行为，但不能用军队，而要通过农民协会”的斯大林。
之所以在马日事变后态度大变，是因为鲍罗廷给他的电报说“国民党左派决定反对土地革命”。
所以，有了斯大林支持拉住国民党左派的策略，马日事变后反应很强烈的鲍罗廷，认定事变是由于工农运动“过火”引发的。
因而鲍罗廷不仅愿意随同“五人特别委员会”前往湖南调查，而且与特别委员会一起确定了对马日事变的五条处理意见：
(1)改组湖南省政府；(2)改组湘省党部及农协、工会；(3)裁制越轨军人，由周斓调查；(4)命令停止军队与农工之军事行动，不听者严厉执行；(5)其余善后问题听中央办理。
这个处理办法实际上是一方面以政府名义查办工农运动过火，另一方面以赤手空拳查办武装的反革命。
确定了国民党对马日事变的处理政策后，鲍罗廷还要求中共中央应否定当时党内存在的“采取更激烈的手段，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呼声，认为“绝对不能以武力对付”，要以和平方式平息事变。
鲍罗廷“要求共产党支持国民党的退让政策，他认为共产党人的良好行为是改变局势的唯一手段”。
但以蔡和森为代表的另一部分中共领导人则主张坚决反击，并提出利用叶挺部队控制湘鄂边界的有利条件，以暴动对反动，以便把反动派的嚣张气焰镇压下去。尽管中共中央对形势的分析以及应采取的态度和对策，意见很不一致。
但是，陈独秀赞同鲍罗廷的意见，认为夏斗寅、许克祥叛变都是农民运动“过火”引起的，因而表现出一种理亏、内疚的心情。
陈独秀认为：
国民革命军百分之九十是湖南人，整个军队对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都抱有敌意。夏斗寅叛变和长沙事变是这种普遍敌意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是国民党，就是共产党也必须采取让步政策。必须纠正过火行为，节制没收土地的行动。
由于鲍（罗廷）、陈（独秀）意见一致，所以中共中央对马日事变最终采取了和平解决的方针。
在鲍罗廷态度的影响下，中共中央于5月25日作出决议说：
湖南工农运动所引的纠纷，会形成全部政局上很严重的问题。纠纷之起因，一方面是由于蒋介石叛变后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湘籍军官在内)的势力及宣传，动摇了国民党领袖的工农政策，一方面是由于贫穷幼稚行动，如均分土地财产对于土豪劣绅之逮捕罚款以及关于宗教道德革命等，引起了小资产阶级小地主尤其是军人之剧烈反对。
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央决定：
乡村中农运问题，一切非本党政策所规定的幼稚行动，立即依本党的领导力量，切实矫正。已没收之军人产业一概发还（其曾愿捐助者不在此例）。
关于土地问题，先经过相当宣传时期，然后建立乡村政权，在这些步骤之前，暂不谈解决土地问题。
这就是说：
长沙反革命大屠杀是由工农运动“过火”导致的，因此必须限制工农运动，故不再提直接解决土地问题。
3、刺杀鲍罗廷
为了贯彻这一方针，鲍罗廷主动提出，随同国民党中央组成的五人特别委员会前往长沙调查。
中共中央在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办法情况下，只好接受他的意见，等待事件的平息。消息一传出，武汉各大媒体纷纷推出什么“鲍顾问愿亲往湖南，调查长沙事件”之类的报道，以安定人心。
5月26日晨，鲍罗廷走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召开了会议。
由于没有了鲍罗廷的干扰，这次会议更多的是考虑如何保存党的力量和工农武装，以便将来更好地组织进攻。
会议决定运用以下策略手段：
(1)接受唐生智在向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出的电报中所提出的纲领，即：一、支持国民政府；二、联合苏联；三、支持工会和农会；四、把被收缴的武器归还给工人和农民的纠察队；五、反对蒋介石和张作霖；六、继续进行第二次北伐。
(2)在上述条件下承认湖南的省政府。
(3)同左派国民党领导人，特别是汪精卫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以便结成一个联盟去反对名义上是在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国民党内的军阀势力。
(4)争取左派国民党支持如下的要求，即：有进行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自由；把被缴的武器归还给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
(5)保卫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会议决议指出：
运用这些策略手段要达到的目的是，争取时间，为同国民政府势力范围的军阀反动势力不可避免的战斗做准备，以便彻底改变把革命的未来的宝，压在所谓的左派军阀身上的老政策。当前的局势就是这一错误政策造成的，这种政策必须废除。
党在这段所争取到的时间内必须完成的主要任务是，在充分利用各个“左派军阀”领袖之间的矛盾的同时，必须把工人和农民武装起来，把士兵争取到革命方面来，创造自己的革命武装力量。
为了完成这些任务，会议还决定：
(1)建立一个党的秘密机构，在进行公开活动的时间加紧进行秘密活动；
(2)把工人和农民组织所拥有的武器隐藏起来；
(3)弄到大量的武器，并且把它们分发到各战略要点；
(4)用派自己人参军的办法扩大叶挺等部队，在六个月之内把几个师扩大为几个军；
(5)利用第二军、第六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六军之间的矛盾，用派遣大量工会会员和农会会员进去的办法，把第二军和第六军掌提握到我们手中；
(6)为收复广东进行鼓动。
由于鲍罗廷没有参加这个决议的制定，考虑到他未必会同意这个决议，所以该决议在最后特别指出：
将本决议立即通知鲍罗廷和谭平山同志，让他们按此路线行事。未经政治局批准，他们不得执行在原则上不同于本决议的路线。
但是，这个决议还未来得及传达到鲍罗廷和谭平山本人手中，陈独秀等人就得知赴湘调查委员会一行又回到了汉口。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原来26日鲍罗廷等人到达岳阳站时，当地驻军第一师副师长兼第一团团长周磐等人，一方面到车站迎接，要求他们下车小住，并设宴于岳阳楼；另一方面急电长沙，请示处理办法。
湖南省政府负责人张翼鹏得电后，立即命令岳阳驻军设法阻止鲍罗廷等人到长沙。
许克祥等反动军官得知消息后，便联名致电岳阳驻军，要求将鲍罗廷一行逮捕并就地枪决。周磐因顾忌两湖地区不断高涨的革命形势，以及武汉政府并不明朗的态度，因而不愿冒险照电报行事。他将许克祥等人的电报出示给鲍罗廷等人，于是武汉国民政府派出的“查办团”只好仓皇折回汉口。
对于岳阳驻军首领周磐在许克祥叛乱前后的表现，新中国建立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元帅之一的彭德怀事后回忆说：
夏斗寅叛变向武昌进攻时，我向周磐建议北进配合叶挺消灭夏部。周说没有命令。马日事变后两日，我又向周磐建议，迅速向长沙进军，平复许克祥叛乱，恢复革命秩序。
当时岳州控制有足够的轮船、火车，可以朝发夕至，突然袭击。周又借口没有命令，不敢擅自行动。…我感到对于许克祥这一点点反动力量，也不能镇压下去，既气愤又惭愧。我与周磐近十年共事的所谓感情，一朝破灭了。过去我还认为周磐有一点点爱国思想，这次看到革命受损失，民众和共产党遭屠杀，袖手旁观，还有什么爱国思想呢？我不能再做他的工具了！
4、湖南革命基地的丢失
本来这次鲍罗廷及特别委员会赴湘调查也不仅仅是针对叛乱者的，实际上也是要约束所谓农民运动“过火行为”的。
对此，罗易向上级报告说：
国民党对军阀不断提出的并得到夏斗寅叛乱支持的要求作出回应，决定向湖南派遣一个政府的特别委员会去解决土地问题。
这种“解决”是要向农民说明，他们的要求不可能实现。
…继指派谭平山之后，又发布一道政府令，宣布农民协会为非法，并宣布侵犯地主阶级，特别是侵犯军官及其亲属的行为，应受到惩处。
法令中还说，搞这类违法活动的任何组织都将被立即解散，其负责人将被逮捕法办。这是对湖南省农民协会的死刑判决。
但是湖南的反动军官们就连这种一面查办许克祥叛变、一面查办农运“过火”的行为也不允许，还要密电岳阳驻军，将这些特派员“就地拿获处决”。
正如蔡和森所言，鲍罗廷的主张和行动明显是错误的：
(1)查办农运过火是原则上的错误；
(2)不想用势去对付反革命，而想用合法手段去查办反革命，根本是笑话；
(3)“单刀赴会”的故事演不成，结果更丧失了所谓国民政府及老鲍的威信，反革命愈益张目引。
在马日事变处理问题上的妥协态度，造成了湖南革命基地的丢失。
罗易在5月28日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和斯大林的书面报告中，预示了这件事情的严重后果。
他说：
北伐开始后不久，反动派就占领了广东。所有可靠的军队都北上了。国民政府没有采取拯救广东的措施。现在湖南失陷，湖北也可能在某一天步其后尘。
其实，鲍罗廷何尝没有料到这样的后果呢？
正是因为他感到湖南的稳定对武汉政府的重要性，他才要亲自赴湘调查，平息事端。
但问题是，这样的处理方法是否有效？或者说适得其反？
总之，鲍罗廷已经陷进了联络国民党左派、维持国共合作的思维定势，他只有按照自己的思路，硬着头皮继续往前走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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