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公元年，面对内忧外患的北宋，范仲淹写下了《岳阳楼记》。此文一出，论辞藻谁比得过“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论境界，谁比得“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多年来，不少人在问，文坛名家众多，就单是两宋的豪放派就有苏轼、辛弃疾等巨匠，为什么独独他范仲淹能写出这么牛的散文，其它人不行？其实答案很简单：其他人的思想境界没到这个份上。文如其人，翻看各种史家典籍，看着范仲淹修过的堤坝、写过的谏言，我们就会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文人风骨，也能理解为何王安石等人尊其为“一世之师”。然而近些年，关于《岳阳楼记》的议论越来越多，甚至有人认为当年范文正公就不该写这样一篇文，他们的理由都是围绕一个名叫滕子京的人。滕子京是范仲淹的多年好友，两人同科中的进士，后又同朝为官，守望互助，感情自是不一般。滕子京任庆州知州时，被弹劾公钱私用，金额达十六万贯。这件事触怒了宋仁宗，按这样的金额他本难逃一死，幸亏范仲淹和欧阳修替他求情，他才保住了小命，被贬至岳州。到任第二年，滕子京重修了岳阳楼，并请范仲淹为自己写了《岳阳楼记》。滕子京是聪明的，以范仲淹在朝中的威性，只要他肯为自己的楼提笔，京城的大官们自然会记起岳州还有个他，皇帝也会再想起重用他这个罪臣来。而对范仲淹来说，听说好友在岳州办了不少利国利民的实事，自然颇为欣慰，于是在《岳阳楼记》一开篇我们便看到了这样一段话：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范仲淹这段文字已经写得很明白了，毫不避讳为夸赞滕子京，说他虽去了岳州没多久，就让当地政通人和了。若是滕子京真的如文中所言，那这自然就是一段文坛佳话，妥妥的兄弟情深。但史书却对此事有争议，据司马光的《涑水纪闻》记载，岳州在那段时间并没有出现百废俱兴的盛况，而他滕子京为了邀功请赏，广征民税，才修了这个岳阳楼。更可恶的是，在修此楼时，他还中饱私囊，赚了不少银子。如果滕子京真的如此可恶，那很显然范仲淹写此文就是受了蒙骗，但就算是如此，《岳阳楼记》就真的不该写吗？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岳阳楼记》问世以来，早就不只是一篇吹嘘滕子京功绩的散文，而是一则对无数文人志士影响极大的哲思文，文中关于什么是真君子，什么是家国情怀的思辨，已经成为一代又一代文人的人生箴言。哪怕范仲淹看错了一个人，交错了一个朋友，但他写红的不只是一座楼，而是一种一般人难以企及的精神追求。至于他滕子京到底是忠是奸，在这样的精神财富面前，是不值一提的。对此，大家怎么看？欢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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