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宋文》自年问世以来，为许多研究者提供了一座丰富而易于检索的宋代文史研究资料宝库，然亦难免存在疏漏，相关的辑佚、补正工作不断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成果。但是一直以来缺乏一部总集系统地收集《全宋文》的补遗之作，有鉴于此，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宋文遗录》一书，经李伟国先生不遗余力地搜求、整理，进一步拓展了宋代文史文献挖掘、搜集、整理和研究的空间。
《中华读书报》于年3月1日刊载了宋史专家虞云国先生所作书评文章《致力于宋代文献的全方位拓展：〈宋文遗录〉与〈中古文献考论〉对读记》，今转载以飨读者。
近日，该书入选年度“世纪好书”1月榜。
岁末，收到李伟国兄的两部著述，一部是编辑的《宋文遗录》（下称《遗录》；上海书店出版社，年12月），一部是撰著的《中古文献考论：以敦煌与宋代为重心》（下称《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年11月）。著者是我的学长，我考进上海师大历史系本科的当年，他随即入读本校古典文献的研究生。年，他跨入出版界，迅速驰名海上，成为学者型的出版家。在古籍出版与研究上，他的成就集中在敦煌学与宋史两大领域。关于前者，他参与决策了《俄藏敦煌文献》与《俄藏黑水城文献》的出版，被文献学大家胡道静先生赞为“不世之大业，文化之盛举”。关于后者，他在上世纪80年代慧眼独具地为上海古籍出版社擘划影印了宋史要籍汇编，包括浙江书局本《续资治通鉴长编》、清许涵度本《三朝北盟汇编》与明永乐本《历代名臣奏议》，为嗷嗷待哺的新时代宋史研究及时输送上急需的资粮，我们这代学人正是借助这批要籍走上研究之路的；新世纪初，他主政上海辞书出版社，又极具魄力地拍板一次性出版《全宋文》的大工程，为宋代文献出版书写了浓墨重彩的华章。年假有暇，翻阅对读两书，深感无论在成果整理还是方法示例上，他为历代诗文总集的编纂、辑补与研究都留下了值得推重的实践经验与真知灼见。
李伟国《宋文遗录》（图左）
《中古文献考论：以敦煌和宋代为重心》（图右）
一
立凡例于实践，示轨辙于未来，无疑是著者的首要贡献。
年出版的《全宋文》，连同此前问世的《全宋词》《全宋诗》与其后推出的《全宋笔记》，可谓宋代文献结总账式的整理，而《全宋文》在体量上远超其他三部大全的总和，对宋代文史研究的推动是前所未有的。在《全宋文》成功付梓之后，伟国兄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继续从事《全宋文》的后续工程：一是参与主持完成了《全宋文》专题资料库；二是投身于《全宋文》辑补的编纂工作。他揭示了《全宋文》对宋代文史研究的两大阅读功能：一是有序的阅读功能，即研究者一旦选定某文学流派、文学家或历史人物，便按图索骥地对相关作品进行有序的研读；其二，无顺序的阅读功能，即研究者“只是在需要的时候调取其中的一部分内容，与其他相关资料一起成为排比研究的物件”，这一功能适用于“为数更多的历史、语言、哲学、经济、军事等研究者”。与此同时，他强调，《全宋文》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进一步挖掘、搜集、整理和研究仍有巨大的空间”（《考论》-页）。在卸任出版领导岗位后，他心无旁骛地一头扎进了宋代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中，《遗录》与《考论》就是他历时十五年构筑的纪程碑。
在搜集、整理《全宋文》遗文过程中，著者总结了六条搜求原则，对历代诗文总集的编纂与增补，既具操作性，又富启发性。其一，对宋人文集的重新发掘。这是由于总集首次编纂时往往限用文集的某一版本，而忽视了同一文集现存单刻本、丛书本与海外刻本之间的诸多差异，即便同属四库本的文渊阁本与文津阁本也颇有出入。《遗录》从文津阁本《景文集》辑出宋祁佚文达六卷之多，基于这些实践，他创立了“《四库全书》的集合性价值”的学术命题，并且呼吁，这种“作为一个图书、文献或信息集合体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完全可以借助数据化的现代技术获得空前有效的提升。其二，充分搜求前人忽略的重要史书。著者对朱熹撰稿的《五朝名臣言行录》与《三朝名臣言行录》深有研究，从中辑出为数可观的《全宋文》失收遗文。其三，爬梳搜罗宋代以降的地方志。仅据国内罕见而东瀛收藏的《（嘉靖）湖广图经志书》，著者就辑出《全宋文》佚文多达77篇，并为其中滕宗谅致范仲淹的《求岳阳楼记书》撰作专论（《考论》-页），为范仲淹撰记时是否到过岳阳楼作了定谳。其四，从存世宋代各种法帖中辑集遗文。《遗录》据《凤墅帖》辑入黄庭坚书帖九篇与岳飞书帖三篇，都弥足珍贵。其五，从新发现的《宋人佚简》与《武义徐谓礼文书》中辑录遗文。对这一原则，在理解上似应举一反三。实际上，《俄藏黑水城文献》乃至《敦煌吐鲁番文书》仍有宋代遗文值得勾稽；而已出版的《大足石刻铭文录》与重庆白鹤梁水文题刻中也有一定数量的宋文可供辑采。其六，从现存各种形态的宋代碑铭中辑集遗文。其中包括宋代以来所有金石典籍、海内外公私藏家的碑石拓本、近代以来新发现的宋代石刻文献及其研究论著、实地寻访新出土的宋代碑刻。
岳飞《与通判学士书》《已至洪井帖》
《平虏亭记帖》（《宋拓凤墅法帖》续帖卷四）
在六条原则外，著者对整个搜访整理中的注意事项也各有具体的提示，包括材料真伪的辨析考证，石刻文字与手写文书的辨认释读，录文的校勘、标点、分段、断限与排序，作文时间、作者小传、图版拓本、工具性索引等附加信息的著录，等等。由于长期浸润其间，积累与经手了数以百万字计的宋代文献，亲历甘苦，深知繁难，故著者在讨论搜求原则与整理要求时，联系实例，现身说法，不仅度人金针具有操作性，同时由此及彼富于启示性。
总之，在新形势与新技术下，对一代诗文总集的编纂与辑补，在阅读功能、使用价值、搜求原则与操作事项等方面，著者既从文献整理上投入了甘苦备尝的丰富实践，更从理论方法上给出了启迪学界的深入探讨。
二
立足严谨规范的文献整理，展现当行本色的历史研究，堪称是著者的拿手绝活。
毫无疑问，在一代诗文总集编纂与辑补过程中，对哪些文献可以或不宜编入总集，本身就以相应研究为其前提的，但这种研究主要停留在文献学层面。总集一旦完成，便转化为公共的学术资源，一般而言，整理者也就大功告成；进一步利用文献进行再探索，便是历史研究者的用武之地。但伟国兄之于宋代文献，不仅是深度的整理者，更是出色的研究者，尤其在宋文搜辑的拓展过程中，某些新信息总会激发他的研究活力。
新世纪初，河南富弼家族墓地出土了由韩维撰写的富弼墓志铭等重要文物，引起了他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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