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歌自苦日居月诸，春秋代序，今年是先师吴小如先生的百岁诞辰。于情于理，都不能不作一文，以抒缅怀之忱。陶渊明诗云：“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和刘柴桑》），杜甫诗云：“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南征》），味之皆有不尽感概。记得先生在九十寿辰前，与我闲谈说：现在人的寿命长了，学者七十、八十甚至九十，都可庆祝或纪念。大约百年是“学者之大限”，亲故弟子们最后再热闹一番，算是谢幕，过则多被遗忘矣。若百年后著作仍流传，且有人怀念的，才算是“立住了”，庶不负学者之名。今日思之，先生立得稳如磐石。请看，年末出版的《吴小如戏曲文集全编》（山东文艺出版社）和今年新出的《吴小如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都是大部头套书，成本甚高，并非出于单位、家人或学生的筹谋、奔走，而是出版社的主动策划作为。不亏本或可谓学术出版之“王道”，足见先生的著作常出常印、常读常新，这不正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么？我又注意到，学者的纪念活动，多是高校、研究机构举办，往往由官方或师门组织，但纪念小如师并不是这样。在社会上，总有一批爱之者、追随者，默默地在给先生做一些事。尤其是每年5月，先生忌日的前后几天，网上都会出现怀念他的文章，或新作，或重发，这不是偶然。虽然先生去世七八年矣，但大家还是发自内心地怀念。吴小如与谷曙光“不合时宜”的通人俗语说“盖棺论定”，其实也不尽然。小如师之于当代学林的价值和意义，仍在不断发掘和认识中。清代龚自珍有一句诗“从来才大人，面目不专一”（《题王子梅盗诗图》），我觉得用在先生身上特别合适，便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及。定庵的诗，原意指才高力雄的诗人，长于多种风格，不止一副笔墨。后则可指文备众体、书擅众体。再进一步，亦可指文人学者素养深厚，乃擅长多门学问之通人。中国传统学术向来强调贯通，文史哲不分，重兼通博洽之才。在龚自珍所处的清代，自是不缺通人、通才，乾嘉朴学家，甚至包括晚清民国的诸多大家名家，都是这种“才大”且“面目不专一”的通人。可是，在年之后，尤其近四十余年来，老一辈的通人一个个离去，新一代的通人却稀如星凤，几乎绝迹。一个有意味的现象是，宽博的通人、通才，在当代学林反不易被认可，甚至是有些“吃亏”的。为什么会形成这种转变呢？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序言云：“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此其影响将来学术之发展实大。”其《学术与心术》又有针对性地批评：“各据一隅，道术已裂。细碎相逐，乃至互不相通。”这是说学术大势的分合走向，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近代西学东渐，大学分科细密，学术研究的趋势确是越来越精细化，学人乃互为畛域，不能打通。其实，学术转关的背后，隐藏着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巨变，崇尚工具理性、推广专业化分工、重商重利，都是当代风尚。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要略》论及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变，亦指出“五四”以来，专门之学兴，通才之学衰，于是专家大行其道，而通人则日渐“落伍”矣。平心而论，小如师就属于这种“不合时宜”的通人。先生的“才大”且“面目不专一”，突出表现在小学（指传统文字、训诂之学）、文学、史学、戏曲、笺注学、诗词创作、散文、碑帖书法等多个领域，可谓四冲八达、贯通淹博，具雅人之深致。具体到其主业文学，则是古代与现代打通，诗词、散文、小说、戏曲四大文体皆有精诣。因此，说先生“面目不专一”，实际却又体现为多面之统一，通观性的议论与细密化的考证，先生皆优为之，殊为难得。面对崇尚专门之学的学术风会，先生博学如此，驾驭那么宽的范围，一方面是非常罕有，另一方面，客观讲就有些不为时重了。记得一位颇有成就的当代学者，一生只聚焦一二古人、一两部古书，钻研得非常精深。这符合现时潮流。他对我表示：吴先生才高八斗，天赋极佳，只是其学未免“太杂”，深入不够，不合当下的学术潮流，也不易被体制内的学术圈子所看重认可……言下流露出惋惜之意。类似“面广而不深”的评价，足以说明先生游离于当代主流的学术评价系统之外，是个有点尴尬的边缘人。其实，先生生前也曾自谦是“杂家”。一个“杂”字，似乎就带上了负面的意味。请问，何谓杂家？先秦诸子中就有杂家，吕思勉言：“惟杂家虽专精少逊，而闳览无方，……此后世所谓通学者之先驱也。”（《先秦学术概论》）此言得之。学术之杂有两种，若如杂草丛生、稗麦交错，则是杂乱无章，应当去芜存菁；倘是三头八臂、门门精要，呈神通广大之相，则不妨大力提倡。小如师所说的杂家，实是谦辞，不要以为他真的是杂而无归、泛泛而论，不是的；相反，先生是殚见洽闻，是多能兼擅，是堂庑特大！先生著书，最重传统的札记，理念则是订讹传信，如无一得之见，绝不轻易动笔。他早期的一部书，名曰《读人所常见书日札》（中华书局年），如隐去署名，说是清儒著述，谁曰不信？书名细节就能看出先生治学的路数了。更重要的是，读人所常见书，却能发人所未发。在此基础上，他后来又推出最重要的代表作《读书丛札》（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版，另有香港版），只要翻一下目录，即知文史贯通、干货满满，贯彻的是先生提出的“治文学宜略通小学”的宗旨。从《诗经》《左传》《论语》《礼记》的经子札记，到古乐府、杜甫诗、白居易诗、王安石诗、稼轩词等诗词札记，再到《史记》、韩文札记，又另立专门的词语、字义札记，贯通群籍，，篇名则用臆札、琐札、散札、丛札、订补、摭遗、笺证等，学风之淳朴、考证之精确、辞章之省净，堪称乾嘉朴学之后劲。学术不能与时代无涉。先生出入于新旧之间，既是综贯的通人，能“上下其议论”；也可作精密的考据家，于细微处见功力。年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政治气候肃杀，谈义理容易出问题，故先生乃有意转入文献考据与文字训诂，稍稍远离现实。窃以为，此《读书丛札》等大量札记面世之背景，似未有人揭橥。时移世异，今治中国文学史，重断代的专门研究，而专题性、理论性著作兴，最讲条理系统。“预此潮流”之当代学人，动辄宏大叙事，论著在体系性、完整性上用功，下笔不休。先生对此，是不以为然的，更不愿屈己降志以跟风。多年前，我曾幼稚且鲁莽地规劝先生，也作“有条理系统”之著作，先生则“期期以为不可”：以一人之力，难以做到周赡密匝、面面俱到，总有学识短板，我不想在自家著作中因袭照搬，以为己说。越是“有条理系统”的书，越危险，“注水”的可能越大……“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如来行处行”，盖先生雅不愿做综述家、抄撮家也。我想，学者如若在某一方面一枝独秀，达到小如师的成就，已很可欣慰了；先生的学问则是浑融一体而又花开多面，不能不说是把义理、考据、辞章打通了的综贯之学。恰恰因为当世的通人少了，先生亦不愿趋时应世，于是矫矫不群而落落寡合，甚至“反遭俗眼白”！此中阃奥，只可与智者道，难与俗人言也。吴小如书杜诗《望岳》通人式微：当代文化学术界的隐忧当然，通人与专家是相对而言的。就学者个人言，通与专、博与精，也要看个人的禀赋和才华。故潘光旦言：“大凡才能较高的人，学力所及，往往可以求通，也可以求专，其对于通的企求，大抵不在对于专的企求之下，且往往超出专的企求之上。”（《工与中国文化》）像钱锺书、饶宗颐这样的大才，自然是求通的，钱先生谈自家的学术路径：“求打通，以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打通，以中国诗文词曲与小说打通。”（《致郑朝宗信》）其实，“钱学”又何止于文学之通？如钱锺书之才大，学贯中西，令名早著。相比钱先生，小如师是晚辈了，且贯通的领域，已较钱先生为窄。但比起一些同辈学人，小如师的学问还是宽博许多；对比学生辈的学者，先生则愈显气象开阔。从大趋势看，二十世纪以来，学者“通”的程度，是每况愈下的。专业分割治丝愈棼，治学格局屋下架屋。故先生每每慨叹，治中国文学史，如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愈趋细碎。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是，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与三四十年代出生的学人，治学路数判然有别，似乎年前后就是一个巨大的鸿沟。由此观之，民国时求学，在学术上拥有贯通气象的学人，先生差不多是最后一代了，虽不为时重，但今日反思，却愈发显得可贵，令人兴才难之叹。《老子》云：“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通人的作育，也是有一定规律的。晚清以来的通人、通才，多出于世代书香人家。先生之“通”，固然有才大的缘由，但也离不开家学渊源。太老师玉如公对先生的影响，至为深刻，濡染陶冶，非一日之功，遂令先生有传统文人之博雅，而无偏枯狭隘之时弊，能优游于传统文化的各个门类而从容不迫。玉如公一生述而不作，相当长的时间内知者无多。我近年研读《吴玉如诗文辑存》，才悟玉如、小如父子之学术，真如向歆、羲献之传家学，故出蓝而胜蓝，是事出有因的。先生转益多师，但细究起来，对周作人、俞平伯、沈从文、废名四家著作浸淫最深，又追随俞平老最久，这就奠定了先生一生治学作文的家法路径。文化最讲传承，通人常不止一代才能养成，且须投名师、求深造，这确是涵养化育杰出人才的规律。现时耆宿凋零，“老顽童”黄永玉是当代极少的通人了。他曾戏谑：“教授满街走，大师多如狗！”试问当代文化学术界缺什么样的人？先说不缺的吧。窃以为，当代最不缺的，就是专家。而最缺的，恰是通人，是能自由行走于各学术文艺门类的通才。由此言之，通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专家，他们的魅力，在于打通与激活，能弥纶群言，可精研一理，具大家气象。君不见，当代文化学术界，门户日益森严，论著堆砌芜辞，体制内的专家动辄被民间讥为“砖家”，而真正的博学鸿儒、文化昆仑，几乎绝迹。这不能不令人忧心忡忡。汉代王充言：“博览古今者为通人。”（《论衡》）通人博洽周流，他们的存在，代表着一种高贵的文化精神，对于保持和显示一个时代的文化高度，至为重要。陈寅恪有一名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宋文化之所以登峰造极，在于孕育了一批最杰出的俊彦翘楚，即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辛弃疾等通人；若无欧、王、苏、黄、陆、辛，宋代文化的殿堂将失去顶梁之砥柱，塌却半边天！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通人式微，或许意味着中华文化的复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缺乏巨匠、大师的时代，何以称雄？一家之言：成就最高的是戏曲章学诚《文史通义》有“横通”一节，特指道听途说、根底鄙陋之流，乃贬义。后袁行霈据以发挥作《横通与纵通》，喻治学之道，对理解“通”很有启发。袁文谓学术既有横向的贯通，也有纵向的打通。我想再追加一点——旁通，即触类旁通。小如师以经、史、文、艺互为表里，将古、今、中、外牢笼胸襟，阅读、研究、写作面之宽广，在同时代学人中罕有其匹，可谓格局大、心气高、志趣广，真正做到了横通、纵通与旁通。不过，能博通者，亦有其专精所在。我个人有一不成熟的看法，认为在诸多领域中，戏曲是先生成就最高的方面。或许一些朋友不赞同我的观点，愿略陈固陋。我思及，十余年前小如师教我杜诗的时候，回忆俞平伯先生早年给他们上杜诗课，第一首一定要讲杜甫的《登兖州城楼》。这是什么缘故呢？诗是杜甫年轻时写的，俞先生说未必有多么好，也不算精彩绝伦，远远赶不上后来的《登高》《登岳阳楼》等杰作。但《登兖州城楼》有它独特的地方，即四平八稳、周周正正。那么年轻的诗人，居然就作出了别人到中年才能写出的“完熟”作品，太难得了！所以俞先生认为杜甫比其他诗人早熟了二十年，在刚出道就达到了别人中年的水平。而这，正是杜甫的不可及处。我印象深刻，并由此联想，小如师在戏曲方面也颇有“早熟”“早慧”的味道。先生三岁时就开始摆弄老唱片，十岁到北京来读书，下课常跑到戏院看戏，遍观名伶佳剧。至于访师学唱，更是题中应有之义。十六七岁上，又跟着张醉丐老先生学写老气横秋的剧评。差不多到了二十出头的年纪，当时（上世纪四十年代前期）的报刊上，已经推许他是“名剧评家”了。很多人以为少若（先生笔名）是老先生，结果一见之下，才发觉那么年轻，只二十郎当岁。到年之后，像裘盛戎、李少春这些名角儿见到先生，也都惊叹于他年纪轻轻就作了那样老辣的谈戏文章。举个例子，年，京剧老生大家余叔岩去世，先生写了一组文章《谈小余的戏》。要知道余叔岩是和梅兰芳、杨小楼齐名的“三大贤”，地位相当崇高。先生实际是后辈，但他居然就少年老成地大谈“小余的戏”（按，小余是和老谭对称的，因余叔岩是谭鑫培弟子，看过老谭的老顾曲家，动辄小余、小余地叫，一则摆老资格，二来也显亲切），给人的感觉，好像他是个晚清遗老一样。套句戏词，许多人都被弱冠之年的先生“蒙了去了”。为编《吴小如戏曲文集全编》，我搜集到的先生在年以前的剧评达二百余篇，既反映出他剧评的早期面貌，也可从中看出一个青年剧评家所能达到的成就。程砚秋最拿手的代表作《锁麟囊》，年上海首演，先生年于天津得观，极兴奋，马上就写了文章。我们今天来看，完全没有过时，真如新发于硎，清新无比。请看评价最著名的程派“神曲”——春秋亭避雨唱腔的部分：二六一段，“春”字、“破”字，都咬得极真切。“想必是新婚渡鹊桥”，“鹊”字行腔碎而不散，断而不离，气口极严，却又极脆。后面转快板，比《玉堂春》要难得多，尤以愈唱愈紧，愈唱愈响，为常人所不能及。垛处极硬，但极不突兀；停处甚急，却极不迫促。“耳听得悲声惨心中如捣”一段，还似云遮斜月，直至“休要噪，且站了”的一垛，闪板抢板，天衣无缝。以后则急风骤雨，倜傥绸缪，珠走玉盘无其润，冰心玉壶无其静，似速实稳，似刚实和，“我正不足他正少……”四句，忽如雨檐霰窗，淅沥婆娑，其态万变，几如欧阳子作《秋声赋》时矣。快板收时，纯以气驭，最是动人。（《程砚秋聆后记》）一个十九岁的少年，品味程腔，文笔之老到、鉴赏之颖悟、遣词之谙练，真不愧时人称之为“名剧评家”。这初试啼声即迥异凡响的情状，恰如前面所说的老杜作诗，一出手就是旁人到中年也未必能达到的高妙境地。英雄出少年，令人叹服！启功致吴小如信之一页光有天赋、兴趣还不够，再深长思之，何以先生治戏曲的成就高？所谓“割鸡焉用牛刀”，先生实是以清人朴学方法研治花部戏曲，已突破旧戏曲研究的藩篱，而树立了新范式，实属奠基性工作。先生连读张伯驹《红毹纪梦诗注》后所作之《随笔》，都是清人学术札记的路数，笃实谨严。当然，说先生在戏曲上的成就高，并不意味着他在其他领域的成就低。研究《诗经》《孟子》也罢，杜诗韩文辛词也罢，字义训诂也罢，前辈讲的人实在太多了，历史的银河里，前人的成绩已经灿若星云。先生虽有兴趣，亦有心得，却只是在前人基础上“接着讲”，是谓“述中有作”，而非有开创之功。但就研究戏曲而言，先生是用清儒朴学、考据学的功夫，做下里巴人的戏曲研究，特别是用在花部戏曲上，故是当之无愧的开风气的学人。譬如，讲到戏曲演出史、戏曲文献、戏曲评论、京剧流派、富连成科班、老唱片等的研究，先生都可谓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不妨再从学术史的角度观察。治学有先后，成就有大小，各领域的学人，有开山者、承继者、拾遗补阙者、后出转精者、集大成者。每个时代的学人，在不同的学术领域，所占的地位、所起的作用错综复杂、各不相同。陈寅恪谈治学，有著名的“预流”之说。在某一领域的研究中，如能恰好处于奠基或大发展时期，掌握新材料，率先“占据要津”，无疑是关键的，日后在学术史上也就顺理成章地占了优势地位。但这，往往不以学人的意志为转移，很多时候是时也、运也、势也。王国维算是争议最少的民国国学大师，以甲骨学研究最享盛名，他就身逢学术史的重要机缘，又得罗振玉之提点，乃得以“预流”。启功是当代最被公认的国学大师，书名之盛，无与伦比，其中亦有时代的缘故，“文革”后老辈凋零，启先生实是“老来红”。有人一生呕心沥血、梦寐以求，未必能执学林之牛耳；有人不争不求、顺其自然，卒能大成，地位显要。连类取譬，说小如师的戏曲研究当居魁首，既有自家兴趣的因缘，他用力甚勤、创获颇丰；更是在综合考虑了学问发展和学术史演进的基础上做出的判断，有着充分的逻辑依据。通人的不可及处：拈花微笑，涅槃妙心通人的奔逸绝尘、不可企及，在于融会贯通，在于不期然而然、水到渠成。早在年，先生就对新旧与贯通有了深刻理解：“支离破碎是古来考据家旧病，隔靴搔痒则是近来洋状元新病。笼统言之是古来时文圣手旧病，矫揉造作则是近来天才批评家新病。……欲救其弊而疗其疾，必得读书破万卷。愈读得通乃愈见其方案之灵也。”（《读俞平伯先生〈读词偶得〉（重印本）》）可知小如师是通达之人，既不厚古，也不崇洋，对古今中西治学之弊都有清醒的评判，于如何“贯通”一途，早就成竹在胸了。“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乃治学颠扑不破之要义，又岂有任何捷径？韩愈《答李翊书》之名言“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亦可供隅反。小如师真正做到了手不释卷，“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直到人生的最后一天——年5月11日，九十三岁的老人仍倚南窗、审容膝，偎靠在沙发上展读。阅读构成他最主要的日常生活史，深入骨髓矣。在此基础上，才谈得到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我想举先生的书法为例，略谈一二。当代学人能临池作书者越来越少了，而先生的书法卓荦超伦，书卷气极浓，当得起书法家之誉。然而，先生之书，只是他作为通人的一个次要方面，属于锦上添花、如虎添翼。更重要的是，他的书法是“文火细烟、小鼎长泉”才成就的，这极耐人寻味。据我所知，玉如公早年对先生的毛笔字，并无多少信心，反而认为另一位公子同宾的书法天赋，是过于先生的。先生自谦：“信笔涂鸦六十年，痴儿难与父争先。”可是，出乎玉如公的意料，先生之书，却大成于晚年。特别是耄耋之后，先生之书进入霞思云想、白石清泉般的艺术境地，实出人意表。何以垂老而能有大成？是否违背艺术规律？我思及王蘧常论沈曾植之书：“师之书法，雄奇万变，实由读破万卷而来。所以予先论师之学问，然后再及于书，后之学先生书者，其在斯乎？”（《忆沈寐叟师》）此段话可称探骊得珠，小如师之书法，何尝不是从读书阅世、万卷学问中来？杜诗有名句“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其一），而先生之书，亦是“老更成”者。盖先生非有意为书家，只因其学问博洽通达，乃能弘毅致远，而其书法则如释子悟道，在“日用而不知”的晚年，忽豁然贯通，遂妙心涅槃、卓然成家。先生在书法上的经历和成就，对今天“专力”作书家、画家、作家、诗人的“名一艺者”，不值得深思么？一言以蔽之，“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陆游《示子遹》）。然则，一个“通”字，何其奥妙！吴小如书杜诗《月夜》再有一点，依我看，小如师影响力之大，已经溢出了学术界，而进入公共文化领域。他是有着相当社会知名度的学者，这对治古典的学人而言，是很不容易实现的。先生名气大，是因为他个性鲜明、文章漂亮、观点犀利，容易被人记住。先生有一张照片，流传甚广，以百衲本二十四史书柜为背景，但见双眉愁皱，二目圆睁，几如火眼狻猊，欲作狮子吼。学者中有此神采者，实不多见。我理解，先生有棱角、有傲气，很鲜活，并不是那种循规蹈矩、不露锋芒的人。他不会像某些学者那样“藏锋”，把自己的个性刻意包裹，而不以真面目示人。先生是性情中人，传统文人傲岸耿介的一面，在他身上也有所体现，于是就更富有人格魅力了。当师友学生处于困顿之中，他愿意亲近、扶助；如若做官了、发达了、得意了，他反而刻意疏远。先生自家戏言，就是个“别扭人”。这“拗相公”的一面，突出表现为性格峻急易怒，令先生开罪人甚多，遂大半生坎坷。另一方面，坦率而锋芒毕露，却也让先生收获了更多社会大众的
转载请注明：http://www.0431gb208.com/sjszjzl/582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