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团结报
彭介勇
初读金文明先生《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大约是在十八年前，而最近，一位朋友竟网购一本相赠，于是，我再一次得以阅读。此书还有一个副标题，所以全称是《石破天惊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但我喜欢读它倒不是因为作者金文明先生敢于挑战权威余秋雨先生，而是他在文史知识勘误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逗”的笔法和对学术的应有敬畏。
余秋雨先生是当代著名的文化学者，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他的历史文化散文曾刮起过不小的风潮。至于金文明先生，除了本书之外，我几乎没有过太多留意。据《石破天惊逗秋雨》书的封二介绍，金文明，年生，年上海师范学院毕业，曾任汉语大词典编委、主要撰稿人、第一编辑室副主任，上海辞书学会首届理事，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复旦大学出版社特约编委、《咬文嚼字》月刊编审等职，并于年被评为“上海十大藏书家”之一。不过，恰如钱钟书先生所幽默的那样：既然吃了鸡蛋，又何必一定要知道那只下蛋的母鸡呢？——这当然是我为自己找的借口。
的确，《石破天惊逗秋雨》笔法很“逗”。从副标题“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可知，《石破天惊逗秋雨》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即主要针对余秋雨《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等书中不慎出现的文史差错所作的考辨，按理应该属于严肃的学术论文范畴。然而，文章却写得很“逗”：轻松幽默，犀利泼辣，时而引人发笑，时而促人沉思，化严肃为活泼、枯燥为生动，现出较强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就说作者为什么要为自己的书取名《石破天惊逗秋雨》的那段解说文字吧。在《前言》里金先生告诉读者“原想就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但朋友说“太直了，没有一点文采和诗味”，建议“从古人现成的诗词中借用一句来做正题，只要带有‘秋雨’二字就行”，最后“想来想去，想到了唐人李贺《李凭箜篌引》中的‘石破天惊逗秋雨’”。接着作者“煞有介事”地解释到：“石破天惊，原来形容声音激越高亢，气冲霄汉，把天都给震破了，震得它涕泗横流，就像下了场秋雨一样。我的考证文字当然没有这样的力度。但余先生的两本文集不过几十万字，其中的文史差错竟达一百多处，诚可谓前无古人。如果换上了我，肯定会有‘石破天惊’的感觉。余先生读了我这本小书，会有怎样的反应，我无法逆知，也许他仍然一如既往，不予理会，那么就算我自不量力地‘逗’一下‘秋雨’吧。”其中，有自我反省式的幽默、有漫画式的夸张、有谐音双关、有悬想假设，岂不是十足的“逗”的杂文吗？金先生说自己早年喜欢读鲁迅先生的杂感，我是一点也不怀疑的。
当然，有人也许会说《前言》的行文原本应该自由活泼些的，难道全书都是如此么？你说对了，还真是如此，几乎可以说一个“逗”字贯穿了全书，仿佛成了作者的创作理念和语用风格的点晴字眼。在我看来，“逗”原本是一种杂文笔式。在“逗”中展现“病状”，在“逗”中揭出“病理”，让被“逗”者在“逗”中面红耳赤，心惊魄动，意识到自己的不足而痛下纠错决心；让阅读者在“逗”中每有会意，心照不宣，感受到“逗”者的犀利和苦心。《定音不准的跑调颂歌——略谈李白和杜甫的友情》一文是针对余秋雨先生《霜冷长河·关于友情》中提出的“李白与杜甫的友情，可能是中国文化史上除了俞伯牙和钟子期之外最被推崇的了”的论断而写的。金先生在列叙了李白与杜甫的交往以及数量与情感都并不对等的诗文唱酬状况后写道：“此外他（余秋雨）还用‘无所求’一语来作理由。言下之意，只要是‘无所求’，就可以成为‘被推崇’之最。那么，给摔跤擦破皮的女友涂上一点红药水止血，为夏天来访的宾朋递过去一杯凉茶解渴，这些‘无所求’的行为又该如何来褒扬呢？其实‘无所求’只是一切纯真友谊的必要前提，并非什么都可以大颂特颂的。”在类比中见出余先生论证的不切实际和结论的不可信任，让人忍俊不禁。又如《〈岳阳楼记〉传千古写者不在岳阳楼》，作者用“这个问题，其实属于文学史上的常识，本来用不着我来饶舌的”句子开头后，却叙述起与中学语文教师、金先生自己的同学初梨先生关于“范仲淹是在岳阳楼上写这篇《岳阳楼记》的吗？”的问题的讨论和印证来，“逗”得你实在按捺不住要问“金先生，你不是要纠余先生的差错吗”的时候，金先生才在“犹抱琵琶”里渐露真意，可谓深得“逗”法。例子不必多举，还是把这种神秘感觉留给期待阅读《石破天惊逗秋雨》的可敬的读者吧。
其实，金先生并不只有“逗”的，尽管我们不得不佩服他“逗”的风采。“逗”显然不是目的，甚至于纠余秋雨先生的差错也不是最终目的，而不过是引导读者轻松地通向目的的方式罢了。他的目的在于通过“逗”式纠错，还读者一个准确可信的文史知识，进而还学术一个严谨缜密。在书的《前言》里，金先生毫不掩饰自己的用心：“书中的文章不尚空谈，不下简单的断语，一律以可靠的文献资料为依据，通过逻辑严密的论证，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同时还要让：“年轻的朋友们不仅可以从中学习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去伪存真、明辨是非的思路和方法，而且也能从正面步入传统文化的殿堂，获得古代语言、文学、历史、地理等多方面丰富而有益的知识。”事实就是如此，金先生将自己对余先生的近百例文史差错的考辨分门别类，内容涉及“人物史事考辨”“时、地、书、名考辨”“职官旧制考辨”“文词音韵考辨”诸多方面，丰盈而精彩，对“年轻的朋友们”甚至像我们这样一些中学语文老师快捷地增长古代文化基本常识也大有助益。
而对我启发更大的可能还是书里呈现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去伪存真、明辨是非的思路和方法”。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未能接受过学术研究的规范训练。从这个意义上说，《石破天惊逗秋雨》倒像一本启蒙读物，它告诉我应该怎样去发现研究问题、拓展研究思路、确定研究方法、严肃研究态度。譬如《林逋究竟有没有妻儿？——关于“梅妻鹤子”传说的考辨》就真的令我大开眼界。余秋雨先生在《秋雨散文·西湖梦》里说“林和靖本人也是有妻子和小孩的”，金文明先生当然反对。但是，金先生的反对并不草率和简单，而是认为“首先要把他这结论的依据找出来”，于是他从曹聚仁先生的《万里行记》到清代学者杭世骏先生的《订讹类编》再到自称林和靖儿子的林洪《山家清供》及其为人，沿波讨源，抽丝剥茧，既考且辨，釜底抽薪。“找结论的依据”既是论辩法，更是研究法，金先生驾轻就熟。而要做到这一点，非有洞察错误的见识、一丝不苟的学术规范不可，金先生取得成功也就自在情理之中了。
文献史料是学术的生命。金先生的考辨总在大量地文献史料引证中完成。其实不必举例，只要翻开《石破天惊逗秋雨》，任何一篇文章援引的文献史料几乎都可以开出一溜长长的清单。更有意味的是如果缺乏文献佐证，金先生宁肯搁笔不予考辨。余秋雨先生在《山居笔记·历史的暗角》里说：“我觉得中国历史上特别能在情感的迷魂阵中识别小人的两大名相：管仲和王安石。”金先生对此有所怀疑，但他放过了“管仲”，只就“王安石”写了篇《王安石特别能识别和防范“小人”吗？》。为什么放过管仲呢？金先生在文章里虽有不甘却又坦诚地承认：“由于管仲的史料相当缺乏，只好姑置不论。”对《剑铭碑》也作如此处理。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柳侯祠》一文中说“《荔子碑》《剑铭碑》，皆先生（柳宗元）手迹”，金文明先生在《死去的柳宗元怎么能自写神庙碑？》时真诚地说：“《剑铭碑》的情况我不熟悉，姑置勿论，这里只谈《荔子碑》。”好一个“姑置不（勿）论”，金先生对文献史料的认真态度和宁缺毋滥的研究精神实在令人敬重。
最后，有两点坦承：一诚如金先生所说，《石破天惊逗秋雨》无意也无法消解余秋雨先生文化散文的价值和影响力。相反，金先生的纠错既表明了他自己就是余先生散文的忠实读者，也证明了余先生散文的确具有很高价值。二由于水平和篇幅所限，我无法较完整地体现金先生书的全部价值，充其量算是个人阅读印象，这里深表歉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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