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民同忧，与民同乐，已是美德。
然而北宋文学家范仲淹更在《岳阳楼记》中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读了这篇文章后，感叹而又意味深长。
宋仁宗庆历五年（)，滕子京与范仲淹同榜考中进士，滕子京支持范仲淹的政治改革而提出政治改革主张，触动了朝廷中保守派的利益，被剥夺参知政事(副宰相)的职务。由于范仲淹的举荐，滕子京在西北边境任职，率领军民抗击西夏入侵，因受诬告被贬到岳州任知州。范仲淹很想找机会劝他，恰好赶上第二年六月他请范仲淹为重修岳阳楼作记，并附上《洞庭晚秋图》。范仲淹就借题发挥，写出自己理想的为人处世的态度，勉励滕子京学习古代有修养的人，不计较个人眼前的得失，要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从而于这年九月十五日创作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但是，纵观全文感觉得到范仲淹并没有真正的到过岳阳楼，而是想像着写的。当时，他的处境同滕子京一样，写此文是劝友也是自勉。
范仲淹幼年丧父，生活贫苦，却刻苦读书，少有大志。据《宋史》记载，他从小就立下“不能利泽生民，非丈夫平生之志”的誓言。欧阳修给他写的墓碑文也说：“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
可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是范仲淹自幼的心语，而藉《岳阳楼记》一文广为人知。
范仲淹的从政生涯，始终践行了这一信念。
例如，天圣七年（），30岁的范仲淹还在没有资格进谏的小小秘书阁校理任上，就上书谏止皇帝宋仁宗率百官为章献太后朝拜上寿；第二年又直接上书请章献太后还政退位──那时章献太后正垂帘听政，权倾朝野，满朝文武，“无敢言者”。范仲淹因此被贬离京，三年后才回来。
又如，景三年（），范仲淹向宋仁宗进《百官图》，指斥宰相吕夷简结党营私，任用谗佞，反被诬为“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又遭贬斥，连为他鸣不平的欧阳修等人也被贬放。范仲淹仕途沉浮几十年，数遭贬黜，但他澄清吏治、忧国忧民之心始终未改。他用自己的俸禄，在家乡买“义田”千亩，救济贫穷的族人，而自己却贫苦一生，以至于死时“身无以为殓，子无以为丧”。
为民请命，忧民之忧，这就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精神的具体体现。
一个人要做到先忧，必须有胆、有识、有志，固然不容易；而一个先忧之士当他建立了功绩之后还能后乐，才更加可贵。这两句话所体现的精神，那种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品质，在今天无疑仍有教育意义。
范仲淹脍炙人口的《岳阳楼记》更使岳阳楼著称于世。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在此登览胜境，凭栏抒怀，并记之于文，咏之于诗，形之于画，工艺美术家亦多以岳阳楼为题材刻画洞庭景物，使岳阳楼成为艺术创作中被反复描摹、久写不衰的一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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