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慎珠程韬光
北宋庆历五年(公元年),57岁的范仲淹肺病在身,他以身体不佳为由,向宋仁宗上书《陈乞邓州状》,求解边任。得到皇帝的恩准后,11月,他从邠州南下,以给事中、资政殿学士的身份到邓州赴任。
寒风萧瑟,草木摇落,一路之上,范仲淹的心中,该是愁绪万端。
谁也不曾料到,范仲淹的这次到来,却让邓州意外得福,延宕不绝的儒家文脉从此深植邓州,葳蕤成林,而花洲书院,更因为他在此写下的《岳阳楼记》,成为文人雅士景仰的一处文化圣地。
◎宛南名胜百花洲
3月21日,微风,细雨,空气中带着泥土的芬芳。
沿邓州古城向西南行,一条干净整洁的柏油道路旁,一古朴幽雅处格外不同,它绿水环流,竹柏掩映,繁花似锦,醒目的飞檐闯入眼帘,是花洲书院。
走过护城河上24米长的范公桥,大门正中有启功题写的“花洲书院”匾额,楹柱上对联:“重整花洲五百年,常新教育;再施霖雨三千士,永荷陶镕”,它是清光绪元年(公元年),山长(书院院长)丁登甲撰,南阳府学生员刘维汉所书。
登临一段古城墙,再东行百余米,便是巍峨壮观、江南园林楼阁式的建筑——春风阁。工作人员讲解,这个“攀临远目,万象兼收”的“高层建筑”,原为范仲淹创建,后多次重修,20世纪40年代毁于战火,年在原址上重建,成为一处标志性景观。
拾阶而上,站在三层阁楼的最高处,花洲书院尽收眼底。
整座建筑为南山北水、东西相照的布局,五进四院的院落,多采用清代建筑风格,体现着书院的庄严、恢宏。沿中轴线望去,春风堂讲堂居中,东部是百花洲园林,西部为范文正公祠,亭台假山,错落有致,九曲回廊,曲径通幽。
多年前,正是范仲淹精心打造了这个书院。
北宋时的邓州,辖穰、南阳、内乡、顺阳、淅川五县,“六山障列,七水环流,舟车会通,地称陆海”,地理位置重要,为中原重镇。
范仲淹到任后,政简刑清,民怀其德,他也对邓州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在《依韵答提刑张太博尝新酝》的赋诗中写道:“南阳本佳地,偶得作守臣。地与汝坟近,古来风化纯。”他的心情和身体都有了好转,有更多的时间去读书、著述,去思考如何治理脚下的这方土地。
或许是一个暖意融融的日子,不经意间,他想起了百花洲。
发源于南阳内乡县翼望山的湍河,自北向南流经邓州,至城东南形成一个洄水湾,连带一处浅浅的沙洲。范仲淹的同年进士、挚友谢绛任邓州知州时,在沙洲上修建一处园林,取名百花洲,曾为一时胜景。
范仲淹知邓时,亭阁倾颓,杂树丛生,胜景似乎随故人的远去而凋敝。惋惜之余,他决定按照家乡姑苏城(今苏州)的园林风格,重修此处。
范公拿出全部积蓄,社会贤达和当地百姓也踊跃参与,没多久,洲上桃李迎风,松柏挺立,亭阁辉映,连廊逶迤,百花洲再次成为宛南胜景,为缺少风雅的邓州平添了一处著名“景区”。欧阳修当年路过邓州,赞百花洲:“野岸溪几曲,松蹊穿翠阴。不知芳渚远,但爱绿荷深。”
依百花洲畔,范仲淹建花洲书院(因百花洲而得名),培育人才,实践州县办学的宏愿。在城墙上,他重修览秀亭,增建春风阁、文昌阁,以启文云。
书院讲堂取名“春风堂”,它和“春风阁”的取名,都来自“孔子如春风,至则万物生”的典故。
公务之暇,范仲淹时常在春风堂上执经讲学,春风阁里以文会友,百花洲上与民同乐。范仲淹描述自己的生活:“七里河边带月归,百花洲上啸生风。”
“春风堂”三字匾额为米芾手迹,堂前四株桂花树,根深叶茂,郁郁葱葱。
“折桂”二字,常用来比喻科举及第,范仲淹在春风堂前亲手栽下桂花树,鼓励学子奋发读书。春风堂和桂花树在元代毁于战火,清道光四年(公元年),代知州马应宿重修春风堂,补栽桂花树。
后世始终感念范公,感怀他的千古绝唱《岳阳楼记》。
◎《岳阳楼记》在此写就
范仲淹到达邓州的第二年,庆历六年(公元年)6月15日,在百花洲畔,他收到滕子京派使者送来的一封书信。
范仲淹与滕子京是同年进士,同朝为官,还曾经同任边帅,抵御西夏入侵。庆历四年(公元年),二人又同时被贬,范仲淹贬知邠州(今陕西彬县),滕子京贬知巴陵郡(今湖南岳州)。几十年的风雨人生,他们志同道合,惺惺相惜。
滕子京到任一年后,巴陵郡“政通人和,百废俱兴”,重修了岳阳楼。良辰美景登高望远时,滕子京想起了好朋友范仲淹,想请他为岳阳楼做记。
按照乾隆年间《巴陵县志》的记载,滕子京多字的来信言辞恳切:“窃以为天下郡国,非有山水环异者不为胜,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成著……”
他说的很直白:自古人以地名,地以人显,若想岳阳楼从此天下扬名,必得有一位雄才巨擘为它作记方可。在他眼里,只有范仲淹,才是众望所归的“重磅”人物,才能担当此任。
随信而至的,还有一幅《洞庭秋晚图》作为参考。
范仲淹手握书信,回忆起政治风云中的跌宕起伏,自己和好友的人生际遇,不免感慨万千,他该如何勉励自己和朋友?一篇文章写什么怎么写?他没有急于动笔,反复揣摩,摹景状物,构划于心。
9月,多日干旱少雨的邓州幸得喜雨,旱情解除,他的心情为之一爽。
9月15日,秋风清扬,日光朗照,范仲淹忽然百感兴发,神思泉涌。春风堂前,他展纸走笔,一篇辞采华美、气韵生动的不朽之作喷薄而出,跃然纸上!
多字的《岳阳楼记》,气势磅礴,造意深刻,字字珠玑,文情并茂,特别是它表达了作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博大胸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更是闪耀着理想的光辉,在中华民族文化中留下了深刻的一笔。
“未至岳州,亦描烟雨洞庭,一篇妙记传千古;甫临邓郡,便创芬芳书院,十亩幽湖泛百花。”春风堂前的一副对联,生动传神,写尽后世对范公的崇敬。
没到洞庭湖,未登岳阳楼,千里之外,范仲淹却把洞庭湖渲染得波澜壮阔,把岳阳楼描绘得锦绣斑斓,让人身临其境,个中原因究竟是什么?
中国范仲淹研究会副会长杨德堂考证,宋代任友龙撰写的《澧州范文正公读书堂记》记载,范仲淹年少时,在洞庭湖边的安乡生活、学习,洞庭湖的湖光山色给他留下过深刻的印象。
宋明道二年(公元年),范仲淹写过:“岳阳楼上月,清赏浩无边”,第二年他写过:“去国三千里,风波岂不赊。回思洞庭湖,无限胜长沙。”在诗中,他还形象刻画出了舟过洞庭、人上高楼的种种思绪。
阅读厚厚的《范仲淹全集》,还能找到他在景佑元年(公元年)和庆历四年(公元年)分别写下有关洞庭湖、岳阳楼的诗句,其中“优游滕太守,郡枕洞庭边”一句,会自然联想到《岳阳楼记》中的:“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可以想见,范仲淹在写《岳阳楼记》前,已经对描写对象十分熟悉,且早已成竹在胸。
一篇佳作,大多有其才情、阅历、命运遭际等诸多方面的因素,或许,在邓州的一段执政经历,也为名篇增添了风采。
范公重教化,轻刑罚,废苛税,倡农桑,每年亲自带领百姓凿井耕田,引水植禾。邓州境内,百姓安居乐业,百业俱兴。嘉靖《邓州志》称赞他“孜孜民事,政平讼理”。
庆历八年(公元年)正月,朝廷准备把范仲淹调到荆南府(今湖北江陵一带)任职,圣旨下到,邓州百姓把传旨的使者围在了人群中间,请求朝廷收回成命。数万百姓跪道挽留,绵延数里,“不忍公去”。范公深为民情所动,上书皇帝,恳请继续留任,第二年正月,他才离开邓州。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他一生的行为准则,更是在邓州身体力行的实践。范公先忧后乐,邓州垂拱而治,范公之于邓州,相互映衬,辉映了《岳阳楼记》的横空出世。
◎花洲书院弦歌不断
春雨纷飞,如丝如缕,如烟如雾,晕染成一幅朦胧诗意的水墨画卷。范仲淹执政讲学,教化后人,他的“忧乐”精神,如春雨一般,润泽后世,传承至今。
他性情率真,讲学时或击掌高歌,或迎风长啸,先生激情澎湃,学生如坐春风,范仲淹用“春风堂下红香满”来记录书院之盛。
邓州人贾黯,在书院创建当年就中了状元,范仲淹的儿子、官至宰相的范纯仁,宋代著名哲学家张载等,均“从师范仲淹,学于花洲书院”。
范仲淹离开邓州后,百姓十分怀念他,在花洲书院旁建祠祀公。宋元丰元年(公元年),黄庭坚专程到花洲书院,瞻仰范公遗迹,挥毫题诗:“范公种竹水边亭,漂泊来游一客星。神理不应从此尽,百年草树至今青。”
元代,书院因战火一度荒废;明代,书院三次重修,易名为春风书院;清代,修复15次之多,再次达到鼎盛。书院累圮累修,办学不断,是邓州重要的教育中心。
光绪三十一年(公元年),花洲书院更名为“邓州高等小学”,儒学退出历史舞台,新学发扬光大,今天的邓州一中,就由此发展而来。
百花洲上弦歌不断,春风堂里人才辈出。翻开花洲书院的近代历史,一位位精英赫然在列:河南辛亥革命先驱王庚先,抗日英雄梁雪,留法文学博士丁肇青,著名教育家丁声树、韩作黎,著名作家姚雪垠、二月河、周大新……
“姑苏人去三千里,宛邓惠沾百万家”。花洲书院因范仲淹而盛,邓州人也视书院为教育圣地。年修复书院时,邓州从单位到个人,自发为其捐款,筹措资金多万元。
小雨淅淅沥沥,漫步在楼台水榭间,耳边传来年央视著名主持人陈铎在书院动情吟唱的《岳阳楼记》,恍惚间,似乎步入到历史的层叠处,又见黄发老者与民同乐,莘莘学子发奋读书的一幕幕场景。
时光易逝,韶华难留,“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公,却从未走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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