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以后，只要是上过中学的人，一定都知道《岳阳楼记》，而且即便是不会背诵，也一定是熟读过的。我第一次读《岳阳楼记》，却与如今许多人读《岳阳楼记》的惰形大不一样，不是别人教我读，而是为了教别人而读的。所以会有这样的奇遇，则完全是因为在一个并不偏远的地方，却有许多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年代里，因为自己至少是一个有高中毕业证书的回乡知识青年而有了教别人读《岳阳楼记》的机会，这已经是四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当时怎么教别人的，细节已经记不得了，但用照本宣科、生吞活剥、囫囵吞枣、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这些词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如今想来，还有些对不起那些曾经受教于我的学生们的愧疚。但，因为要教别人，所以自己还是下了很大的功夫读过，而且是达到了能毫无滞碍地能背诵的程度。几十年过去了，我还能记得第一次看到《岳阳楼记》时一口气读完之后的激动，在一个曾经充斥着口号、标语、文风千篇一律的年代刚结束的时点上，《岳阳楼记》带给我的是震撼，没想到在千年之前的封建时代，居然有人能写出如此立意高远、震烁古今的美文！尽管其中的一些字眼，当时理解起来还是很吃力的，但丝毫没有影响我第一次读到它时的兴奋。而其后也曾有机会多次读《岳阳楼记》，而每读一次，都会像第一次读一样，都会被精彩的遣词和高远的境界有所触动。而今，再一次读《岳阳楼记》，却是因为闲来无事读书时，读到了范仲淹死后别人给他的评语之后，一如当年司马迁在孔子墓前拜谒时的感慨一样，看见其人想读其文，看见其文想见其人。史书记载，宋仁宗皇祐四年，即公元年，时年63岁的北宋一代名臣范仲淹，走完了他并不平凡的一生。《续资治通鉴》的作者，给了他如下的评语：仲淹少有大志，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创之。性至孝，以母在时方贫，其后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义庄里中，以赡族人。守杭之日，子弟知其有退志，乘间请治第洛阳，树园圃，为逸老地。仲淹曰：“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乎！”吾今年逾六十，生且无几，乃谋治第树园圃，顾何待而居乎！吾所患在位高而艰退，不患退而无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园林相望，为主人者莫得常游，而谁独障吾游者？岂必有诸己而后为乐邪？”及卒，赠兵部尚书，谥文正，又遣使部问其家。既葬，帝亲书其碑曰“褒贤之碑”。仲淹为政主忠厚，所至有恩，邠、庆二州之民与属羌皆画像立生祠事之。其卒也，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斋三日而去。（《续资治通鉴》宋纪五十二）这个评语，对一个人来说，应该是一个很高的评价。而在中国历史上，死后能得“文正”谥号，是中国无数有志于天下大同的知识分子所向往的，而真正得此谥号者，也仅几人而已。而范仲淹能得此谥号，也是激发我再读《岳阳楼记》并想知道作者在什么背景下写了这一千古名篇的原因。庆历，是北宋仁宗几个年号中的一个，时间是从公元年到年共8年，其间发生过许多影响当年以及其后宋王朝命运的大事，其中以整顿吏治为号召的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项新政，尤其引人瞩目，成为当时震动朝野的热点话题，因此号为庆历新政。而新政的倡导者，则是我们本文的主角范仲淹等。而在北宋仁宗朝，与新政同样亮眼的，则是影响了仁宗朝以及其后北宋王朝政治的一批政治家，同时活跃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吕夷简、晏殊、范仲淹、富弼、欧阳修、韩琦、明镐、宋庠、余靖、蔡襄、杜衍、陈执中、文彦博、庞籍、狄青、赵询、包拯、曾公亮、吕公著、王安石、司马光等，可以说，宋代有名的治世能臣几乎都出现在仁宗朝堂之上。但是，这些名重一时且流芳千古的明星们，并没有谁有幸出现在《岳阳楼记》中，倒是一个被贬到地方的官员却随着《岳阳楼记》的千古传诵而成了当红明星。“庆历四年春，膝之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嘱予著文以记之。”为什么会这样？滕之京系何人？为什么被贬？为什么范仲淹一定要遵嘱为其重修岳阳楼而著文记之呢？而更让我想知道究竟的是，《岳阳楼记》当中的许多表达，到底因何而生？滕之京，岳阳楼，范仲淹，这中间到底有些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呢？我想找一个合理的解释。滕之京，《宋史》有传。本名宗谅，字之京，古人朋友之间互称字而不名，故而《岳阳楼记》中记滕宗谅用字而不以名。从滕宗谅（之京）本传及有关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滕本人进士出身，与范仲淹、庞籍、谢绛、吴育、昊遵路、魏介之、明镐、周骙、王丝、王渎、王焕、朱贯、沈周、沈严、郭维、萧贯、张昪、王益、欧静、刘越等一班宋仁宗时期的北宋名臣是进士同年，也曾经是范仲淹的属下，在范仲淹知兴化时滕宗谅曾经协助其筑捍海堰，此堰当时虽因暴风雪而停建，但其首倡之功甚伟。两年后捍海堰筑成，被时人称为“范公堤”。“范公堤”的最终筑成，滕之京当是有功人员。仁宗天圣八年，滕之京曾与同年进士刘越上书，请太后还政于仁宗，“言犹鲠直”，故而在仁宗亲政之后的第二年即景祐元年被任命为左正言，这个职务范仲淹也曾担任过。之后，因西北边事，滕之京以刑部员外郎、直集贤院、知泾州。因为在泾州表现不错，所以范仲淹“荐以自代，擢天章阁待制，徙庆州”。从滕之京本传的记载看，他本人在被贬之前的表现应该是很不错的，应该是一个没有不良记录的公职人员，按正常情况看，他也应该是前途光明的公职人员。那滕之京到底为什么被贬？资料显示，是有人告发他枉费公使钱：“（公元年）时郑戬发宗谅前在泾州枉费公用钱，而监察御史梁坚亦劾奏之，诏太常博士燕度往邠州鞫其事，宗谅坐是徙。”由此我们知道，滕子京谪守巴陵郡之前，就曾因为有人告发其动用公款胡花乱用，事实上已经被贬过一次了，至少是因为这件事从原来的岗位上换了地方。但滕之京为什么枉费公使钱、枉费公使钱的数量到底是多少，资料当中没有记录，我们不知道，但到了被人告发、责以重罪的程度，可知数量一定不少。查阅滕之京本传，他在知泾州任上发生了一件大事，事情是这样的：当滕宗谅知泾州时，在北宋与西夏的战争中，北宋“葛怀敏军败于定川，诸郡震恐，宗谅顾城中兵少，乃集农民数千戎服乘城，又募勇敢，谍知寇远近及其形势，檄报旁郡使为备。会范仲淹自环庆引蕃兵来援，时天阴晦十余日，人情忧沮，宗谅乃大设牛酒迎犒士卒，又籍定川战没者于佛寺祭酹之，厚抚其孥，使各得所，于是边民稍安”。也就是说，在他知泾州时，为了稳定因定川战败而造成的边地州郡人心不稳的局面，滕之京做了许多的应急处置，其中一件事情就是犒劳来援泾州的环庆援军和当地的守城军民之事。这件事的花费，自然是动用了公使钱。对于这件事，当有人向朝廷反映时，范仲淹曾上书为其进行了说明。《续资治通鉴》记载，范仲淹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梁坚奏宗谅于泾州贱买人户牛驴，犒设军士。臣窃见去年葛怀敏败后，向西州军官员惊忧，计无所出。泾州无兵，贼已到渭州，宗谅起遣人户强壮数千人入城防守，时直苦寒，军情愁惨，得宗谅管设环庆路节次策应军马，酒食薪柴并足，众心大喜。虽未有大功，显是急难可用之人，所以举知庆州。仓卒收买牛驴犒军，纵有亏价，情亦可恕。今一旦逐之如一小吏，后来主帅，岂敢便宜行事！欲乞朝廷指挥，宗谅止在任句当，委范宗杰在邠州一面勘鞫。如宗谅显有欺隐入己及乖违大过，臣甘与宗谅同行贬黜。”从范仲淹的奏文看，有人指证滕之京的所谓“枉费公使钱”的事，和滕之京本传记载的他在泾州大设牛酒犒赏士卒的事应该是同一件事。告状人所指证的所谓的“枉费公使钱”，实际上也就是大设牛酒犒赏军士人等的开销，而这个开销的数量自然不会太少，因此被人指为胡花乱用。而据告发人指证，滕宗谅动用的公款是16万贯，如果确如指证所言，数量确实不少。但到底是多少呢？按理说，如果派员调查，就自然会有一个明确的结论。但事实上，到了，还是一笔糊涂账。为什么会这样？据滕宗谅本传的记载，原来用钱的账册被他烧了，这事直到朝廷派员调查才知道，原因是滕宗谅刚到任时，以“故事犒赉诸部属羌，又间以馈遗游士故人。宗谅恐连逮者众，因焚其籍以灭姓名”。事情基本清楚，即滕之京上任之初，按照惯例进行公务应酬，犒赏当时当地的头面人物，除了吃喝之外，还有馈赠，当时参与的人不少，本来是有花名册的，但他担心把花名册上交会牵连到其他人，所以，当朝廷派人来调查时，他把花名册烧了。所以，关于这次动用公款搞应酬的花费，就成了无籍可依的事，这也就给滕之京本人留下了说不清的硬伤。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即本传记载的枉费公使钱的说辞，和我们前文所引范仲淹上书中所说滕之京所以枉费公使钱的措辞，看起来有点出入，粗看好像是两件事，一说是因为犒赏，一说是因为应酬，但对照告发人的姓名以及朝廷对滕之京的处理和所任职务及时间看，实际上是一回事，问题的焦点则是花费是否符合规定，是合理开支还是胡花乱用，有没有虚增开支等问题。而范仲淹为滕之京辩白的主旨，是说因为滕之京果断处置，使得因为战败而处于人心浮动之中的泾州得以人心安定，化解了一次边地危机，这虽然算不上是大功劳，但说明滕之京还是急难可用之人。他所以用公款买牛驴犒劳军士人等，完全是因为事急从权，也许还存在“亏价”的问题，但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胡花乱用或贪污，即便是有一些账目上的出入，也都是可以原谅的，希望朝廷能够一边让他接受调查一边继续工作，并且极力主张查明事实，还以清白，并以自己的官身为其担保。当朝廷明确派员甄别之际，范仲淹又进一步表明自己的态度，“先是仲淹力辩宗谅、亢等非有大过，乞免下狱。及是又言：燕度勘到滕宗谅所用钱数分明，并无侵欺入己。张亢借公用钱买物，事未发前，已还纳讫。又因移任借却公用银，却留钱物准还，皆无欺隐之情。宗谅及亢由是得免重劾”。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范仲淹看来，有人指证滕之京的所谓“枉费公使钱”，并非枉费，而是根据当时当地情况的合理处置，并无欺隐之情，属于地方官员施政过程中的正常情况。因为范仲淹的极力辩诬，滕之京和张亢都被免去了重责。因为此事，涉及到西北边防重镇官员的去留问题，身为谏官的欧阳修也曾上书为此事发声。他说近来听说朝廷派人调查滕宗谅事，“枝蔓句追，囚系满狱，人人嗟怨，自狄青、种世衡等，并皆解体。乞告谕边臣以不枝蔓句追之意，兼令今后用钱，但不入己处，任从便宜，不须畏避，庶使安心用命立功。”还说：我听说主持边事的重臣张亢、狄青、种世衡等人也因为使过公用钱，被陕西置院调查，“干连甚众。亦闻狄青曾随亢入界，见已句追照对。臣伏见兵兴以来，所得边将，惟狄青、种世衡二人，其忠勇材武，不可与张亢、滕宗谅一例待之。且青本武人，不知法律，纵有使过公用钱，必非故意偷谩，不过失于点检，乞特与免勘。”当时知渭州尹洙亦上书朝廷为狄青等人辩解：“青于公用钱物，无豪分私用，不可以细微诖误，令其畏惧。望特旨谕青，庶安心专虑边事。”从欧阳修、尹洙的奏文看，当时因为边事吃紧，在用公使钱做公务往来应酬及应对其他突发事件时经常会有出入不相符的事情发生，而且事情往往会牵扯到许多人，就连一代名将狄青等人也因这样的事牵涉其中。而当时发生的每一桩擅自动用公款的事情的原委，则各不相同。欧阳修和尹洙都希望朝廷能够甄別事由区别对待，以便于具体办事的人遇到事情能够根据情形灵活处置。因为有当时熟悉边事且颇为仁宗信任的两位大佬为其辩诬，滕之京不但免除了被处以重罪的惩罚，尽管被削去了京官的头衔，但还保留了保其官秩异地为官的待遇：“辛未，降天章阁待制、权知凤翔府滕宗谅知虢州，职如故；并代副部署张亢为本路钤辖。宗谅及亢皆置狱邠州，狱未具而有是命，从参知政事范仲淹言也。”（《续资治通鉴》宋纪四十六）也就是说，朝廷相信范仲淹所说属实，也采纳了范仲淹关于滕子京的使用建议。但是，老话说，欠了债，总是要还的。尽管滕之京枉费公使钱的事确实可能是事急从权，是事出有因，朝廷也因为有人为其辩护并派人调查后有了结论，但是，那钱用的是否合规，数量是否属实，因为没有了可以验证的账册，故而此事总归是会被人诟病的硬伤。滕之京徙知虢州后，御史中丞王拱辰就不断上书朝廷，认为对滕之京枉费公使钱的事处罚太轻，应该处罚再重一些，于是滕之京被再贬，因而有了他“滕宗谅知岳州”的任命。至于御史中丞王拱辰为什么一定要盯着滕宗谅，一定要一贬再贬，显然与我们后面将要讨论的朋党有关。在这里，我们值得庆幸的是，因为滕之京的再贬而知岳州，而岳州也就是范仲淹《岳阳楼记》中所说的巴陵郡所在地，由此我们知道，如果不是滕之京谪守巴陵郡，如果不是滕之京请范仲淹为其重修岳阳楼作文以记之，也许就没有流传千古的名篇《岳阳楼记》了。滕之京一生为官是清是浊，史书语焉不详，但从范仲淹不惜自身荣辱愿与其同进退的情况以及欧阳修以其谏官的身份也为其辨诬的情况看，滕本人应该是个能得上司赏识的干员是没问题的，这从他谪守巴陵，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能做到“政通人和，百废俱兴”、重修岳阳楼且能“增其旧制”的情况看，也可得到佐证。而从范仲淹为其不遗余力地辩白，到遵嘱为其作文，足见两人是意气相投的朋友。但滕本人是不是善谀或欺下罔上之人，因资料欠缺，我们不好妄断，但范仲淹一身正气，曲意逢迎、阿谀奉承本就是他厌恶的，排斥的，所以，不论怎么看，对滕子京，至少范文正公对他被贬一事是抱有同情的。而《宋史》滕宗谅本传赞论中有“宗谅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予，及卒，无余财”的评语看，他的被贬，的确也是值得同情的。庆历六年（公元年），也就是范仲淹写《岳阳楼记》的这一年，范仲淹自己在做什么呢？实际上，这一年他也被贬在邓州修百花亭了。那他的被贬，与滕之京谪守巴陵之间有无瓜葛呢？我觉得二者之间可能多少还是有点关系。因为滕之京枉费公款的事，他曾与欧阳修一起发声为其辩诬，其后，他又与欧阳修、富弼等人因为新政等关乎天下苍生、国家安危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认识、立场一致，也就是俗话说的道相同而共相谋，因此被他们的政敌目为“朋党”。而在仁宗朝里，“朋党”一说是个敏感话题，而范仲淹则只是这一敏感话题的躺枪者之一，因为早在仁宗亲政之初，在其朝堂之上，王曾、李迪、吕夷简、张士逊为相时，因为政见不同，相互之间就以朝臣之间党附或者阿附、朋附为说辞相互指摘，只是那时关于朋党的说法还没有成为政坛上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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